【热点回顾】

延续文脉，留住“城市之魂”——各地“两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这几年一直是地方“两会”讨论的热点。面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中华文化，参加地方“两会”的代表、委员各抒己见。 　　

“我们进行城市化建设不能光拆不保护，一定要在文化方面留住乡愁。”2017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市长蔡奇在与朝阳区代表团代表张克斌交流时表示。为保护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北京市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做好中轴线申遗前期准备工作，推进景山公园寿皇殿建筑群修缮，推动恢复“一轴一线”魅力景观；加强旧城整体保护，推进文保区腾退疏解和有机更新，保护南锣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特色，延续古都历史文脉；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支持老字号品牌传承发展；统筹推进长城、运河、西山文化带建设，加强历史文化景区整体保护和环境整治。积极保护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支持老字号品牌传承发展”这一项是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时特别加上的。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张一元茶叶公司董事长王秀兰看来，让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研究的长期课题。但只要政府和各界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就大有希望。 　　

四川提出着力打造世界旅游胜地，推动“产、域、人、文”融合，重点发挥特色古镇的文化辐射效应。在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陈懿看来，四川民族特色文化地区集聚，但发展良莠不齐，很多地方只看重当地景区开发，却忽略区域整体规划。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改革创新意识，一方面需要在民间强化各类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文化是旅游的生命源泉，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则是繁荣旅游文化的根本。就在2017年四川省“两会”召开前夕，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对明末义军领袖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我们已向全球发出倡议，号召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参与这项文化遗产的后续保护开发工作，反响热烈。”四川省人大代表、彭山区区长梁磊说，重视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工作是当地深入挖掘文化元素、讲好文化故事的前提。 　　

如何为文化遗产保护从不同渠道争取更多资金，是山西省长期以来热切关注的问题。“采用‘PPP’模式启动文物修缮项目，破解经费短缺难题；文物保护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文保责任终身追究制；支持社会资金依法参与文物保护，提升公民关注度……”山西省政协委员郭玉福、冯爱民等在2017年山西省“两会”召开之际积极建言献策。 　　

山西58个贫困县大多地处偏僻，却保存着大量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和居民原生态生活方式。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地方政府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改善农村生态面貌具有积极效应，更可以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新动力。2017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做强寻根觅祖、古建宗教、晋商民俗、太行山水、红色经典等旅游品牌。“关键要设立包含政府代表、学术科研界、企业在内的综合规划团队，对山西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精准把脉再施行开发，不能破坏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山西政协委员、三晋国际饭店董事长宋新梅呼吁。 　　

如何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切实推进草原文化创新发展？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两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委员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目标，进行了热切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创新依靠文化产业驱动，需要与社会、科技发展相融合，传承的重中之重则是对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积极实施长城、古建筑、岩画等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但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蒙古族原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已逐渐消融，游牧文化、蒙元文化等大文化概念正在消失。”在内蒙古政协委员乌云达眼中，未来除重点针对单一传统文化门类、文物进行保护外，还应着眼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整体构建。一些代表提出，对于内蒙古这种地广人稀的祖国边疆地区，城市需要丰富的文物景观和活态非遗合理搭配，这样才不会让工业科技的前进步伐抹去时代的文化记忆。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报 许亚群 2017-02-24）

重庆“手握”4110项非遗线索 保护传承渐成型

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非遗处处长王发荣23日披露，根据普查结果，目前，重庆38个区县共有17个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4110项，非遗保护传承体系逐渐成型，下一步该市将致力推进非遗产业化、市场化，让非遗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据统计，重庆属于保护范围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7个门类4110项。其中民间文学类732项，传统音乐类841项，传统舞蹈类287项，传统戏剧类69项，曲艺类122项，传统杂技类43项，传统美术类157项，传统技艺类752项，生产商贸习俗类22项、消费习俗类32项、人生礼俗类73项、岁时节令类43项、民间信俗类446项，民间知识类40项，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类118项，传统医药类252项，其他类81项。

重庆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44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0名。当地公布有区县级以上非遗代表项目2052项，其中市级非遗项目511项，传承人563名。

“我们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上，做了一系列工作。2012年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正在形成。”王发荣称，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当地常年坚持开展广泛的生产性保护，支持非遗产品走进市场，促进非遗技艺的有效传承。

目前重庆已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各1个，重庆市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5个，另有55个市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

“在资金保障方面，重庆市级财政每年为非遗保护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王发荣透露，目前中央财政给每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经费补助是2万元，重庆市财政也分别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000元、市级代表性传承人6000元的配套补助。

王发荣告诉记者，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发掘与保护之路，现在已逐渐步入发展与利用的阶段。据统计，2015年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及延伸产品产值达到303亿元，预计“十三五”重庆非遗产品产值将突破500亿元。

王发荣认为，非遗可成为文化产业创新创意的源泉。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重庆还将建设非遗博览园，将其打造为集非遗保护传承、宣传展示、旅游休闲、产业经营、养老体验为一体的文化高地。

同时还将建立非遗展示推送中心、创意设计中心、演艺包装中心“三大中心”，抓好民间艺术之星选拔赛和老字号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两项重要活动”，让非遗贴上多元化的标签，融入生活，走向市场。

“非遗犹如沉香老酒，也怕巷子深。”王发荣透露，2016年重庆非遗在对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占对外交流项目总数的60%。据统计，2016年重庆市文化委共完成交流项目235项，共有31批次268人出访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

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为例，2016年重庆市川剧院在院长沈铁梅的带领下飞赴英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演出。“川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从业者的努力下，近年来不断地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扩大川剧艺术影响力的同时，也让中国传统艺术在国外赢得尊重，赢得了认同。”川剧院青年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熙告诉记者，其在海外演出时，常被海外观众的热情感染，“他们从我们的表演中感受到了欢乐，作为传统戏曲从业者，我也感到自豪。”

王发荣称，下一步当地将继续搭建平台，助力非遗“走出去”，让更多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的非遗成果促成文化贸易，也为传播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提供契机。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钟旖 2017-02-24）

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新途径

大高玄殿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东邻景山，西邻北海，南侧和故宫隔河相望，作为明清两朝用于祈祷斋醮的皇家道观，是北京皇城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大高玄殿文物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由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向社会发布。《规划》指出，经过文物保护修缮、寺内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后，预计在2020年之前，大高玄殿将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长期占用，未能合理保护 　　

大高玄殿作为北京仅存的明清皇家道教建筑群，建筑格局空间丰富、特征独具，既有明清皇家建筑的秩序性，又能满足道教仪式的使用需求，是研究明清时期皇家道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院落中的乾元阁建于明代，保存有大量明代原构件，特别是其中的小木作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宗教寓意。大高玄殿建筑群的内檐装修，尤其是大高玄殿和雷坛内的藻井都是明清皇家营造技艺的珍品，反映出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艺术审美和工艺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大高玄殿长期被外单位占用，未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进行保护和管理。“大高玄殿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封闭使用，严重影响了其保护状况，也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开展。2010年，大高玄殿重新交归故宫博物院，进行整体文物保护规划，这是大高玄殿研究发展的重要契机。”大高玄殿文物保护规划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规划师李建芸表示。 　　

根据《规划》，通过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走”，直至2035年，大高玄殿昔日恢宏的建筑格局以及部分室内陈设将被逐步恢复。“规划工作之初，我们广泛搜集分析历史资料，借鉴已有的多方研究成果，通过清代不同时期、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测绘图的比对，结合现场考察，探讨寺院的历史演变，明确了不同时期的寺院建筑形制、院落格局、地面铺装形式、露天陈设甚至古树的位置等历史信息。”李建芸介绍，作为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高玄殿将与故宫、北海、景山、福佑寺等众多不同类型的明清皇家建筑、园林共同构成北京皇城内主题性的文化游览线路，有助于公众更加全面地认知、体验北京皇城的历史变迁、城市构成、社会生活等内容，加大旧城文化资源的整体利用。 　　

出台细化的修订调整方案 　　

据了解，涉及大高玄殿所在区域的已公布的规划包括《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1999)、《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2001)、《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2004)，为大高玄殿的保护规划指明了方向。除了与现有规划协调、衔接外，日前出台的《大高玄殿文物保护规划》提出更为细化的修订和调整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大高玄殿的保护范围。 　　

依据《北京皇城保护规划》，“景山五龙亭—大高玄殿乾元阁—北海白塔”是这一地区以及皇城内重要的眺望景观。目前，大高玄殿西侧院落内的建筑体量较大，高度超过大高玄殿、雷坛等主要建筑，御史衙门西侧的居民楼高度较高、体量较大，周边传统建筑顶层加建较为普遍，在高度和形式方面影响了景观的完整性。现今，这些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在《规划》中被提上日程。《规划》对周围景观环境提出了相应改造建议，包括降低大高玄殿西侧院落4层办公建筑以及陟山门街北侧6层居民楼建筑高度，使之低于3层9米；重点整治陟山门街北侧、园景胡同东侧的传统民居屋顶加建设施，恢复四合院1至2层的高度和传统的灰瓦双坡屋顶。 　　

宣教功能提上日程 　　

大高玄殿的主要文物建筑沿院落中轴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高玄门、大高玄殿、九天万法雷坛和乾元阁。这几座建筑虽然仍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构件，但部分建筑已在近代占用过程中遭到不当改造。按照《规划》，现存的乾元阁、琉璃门、钟楼和鼓楼严格按原状展陈，不宜进行任何改造。大高玄门、大高玄殿、雷坛等因缺乏室内原状的充分资料，可拆除近代使用痕迹，恢复基本的历史原貌，并暂时布置适当的新功能。李建芸表示，为了在保障文物安全且不与文物价值冲突的基础上，丰富大高玄殿的利用方式，挖掘利用潜力，可通过多种手段展示和宣传文物古迹的历史信息和价值，使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解大高玄殿的历史、宗教文化及其与故宫的关系。 　　

为了尽早实现大高玄殿的开放，《规划》指出，近期可采用分区开放的方式，中远期可根据研究进展进行调整。特别是，大高玄殿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与故宫毗邻的关系，使其在功能设置上具备疏解、分担故宫现有文化旅游压力和展示教育功能的可能性。由于大高玄殿位于故宫外，不受闭馆时间限制。旅游高峰期，大高玄殿可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并根据实际情况控制游客游览。为不损害文物原状，大高玄殿开放后将进行容量限制。《规划》中测算设定的大高玄殿院落内景区最大日开放容量估算值为4060人，其中文物建筑单次最大容量为435人。

（以上来源：中国城市文化网 责任编辑 2017-02-17）

【数据分析】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无论是非物质还是物质文化遗产都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民族精神文化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城市记忆、文化身份和特征，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国际城区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传统文化。各地方丰富的非遗活动、文化遗存都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城市在越来越与国际化接轨的同时，也应该时刻接地气，这样才能让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更有灵气。只有继承和发扬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才能使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全面提升，城市文脉得以延续。

全方位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无论是北京市“一轴一线”景观建设、“支持老字号品牌传承发展”项目、四川主打的文化旅游，还是山西省从不同渠道为文化遗产保护争取更多资金、内蒙古切实推进草原文化创新发展，都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支持力度。各地方政府开展“非遗”培训班、以“非遗”项目开发特色的旅游或服务，走向市场，创造经济效益，并借助互联网进行裂变式传播，都能起到吸引民众关注、在社会上培育更多的“非遗粉丝”的作用。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