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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从遗产到资源
来到江西景德镇，随处可见陶瓷的痕迹——运输陶瓷的机动车或人力平板车，陈列着精美瓷器的特色店铺，就连路边的灯柱都是青花瓷的。作为千年瓷都，景德镇这座城市已与陶瓷融为一体。作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之一，景德镇如同一块磁石，吸引了全世界的“景漂”来这里创业。在这里，你既可看到传统的陶瓷行业的勃勃生机，又可感受到浓浓的现当代陶瓷文化氛围。
之所以是景德镇
景德镇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景德镇，成就它的有两个因素：一是高岭土的发现，二是一脉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
高岭土的发现，对景德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谓：“没有高岭土，何来景德镇？”在高岭土发现之前，景德镇的瓷胎采用瓷石的一元配方。元代时，人们在景德镇瑶里的麻仓山发现了高岭土，这种具有可塑性的黏土能减少产品的高温变形率，景德镇陶瓷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
不过，跟其他以采矿业为生存之道的资源型城市相比，景德镇所倚仗的不只是表面的高岭土。早在民国初年，景德镇的瓷土资源就已报警，但资源枯竭对景德镇的影响小之又小。从一元配方到多元配方，景德镇的瓷土一直在进化。这里的人们早就意识到瓷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他们很早就开始寻找外界资源，如今，越来越便利的物流系统也为景德镇的资源补给提供了更多种可能。
工匠们世代相承的制瓷手艺也是景德镇盛名不衰的根本。手艺成为超越物质条件的灵魂，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精神内核。采矿、淘洗、拉坯、画坯、施釉、烧窑、画红、选瓷……72道工序环环相扣。繁琐的工序对精准度的要求极高，促成了景德镇制瓷过程中的分工细化。许多工匠一生只做一道工序，拉坯的只管拉坯，施釉的只管施釉，“一生只做好一件事”的工匠精神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作坊化的景德镇
“真实的景德镇不在各个散落在乡间的古瓷窑遗址上，也不在那些精美的、陈设在博物馆的文物中，它活在蔓延在街道两侧的一个个小作坊里，也隐藏在那些或偏僻或隐蔽的窑口里。”有人曾这样描述景德镇给人的印象。
跟潮州、佛山等瓷器生产中心的大工业化生产相比，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由大大小小的作坊来完成，这在经济全球化、大工业生产四处蔓延的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特例。景德镇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替代手工的道路？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当工业化大潮席卷而来，以手工制瓷为传统的景德镇也曾遭受过重大冲击。作为最早走向全球化的古老城市之一，景德镇陶瓷早在宋元时期已远销东南亚、西亚甚至非洲。至明清时期，又开辟了新的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贸易网络遍布世界。然而，发生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使中国从一个手工艺品出口大国，沦落成一个工业产品进口大国，传统的手工业迅速凋零，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业也难逃厄运。创刊于1917年的《银行周报》曾报道：“昔景德镇常有窑三千座，从业工人达五六十万，瓷品输出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以上，自海禁开后，外有洋瓷倾销，内有技术退化，景德镇瓷业始江河日下。”
为了自救和自强，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以夷制夷”，通过教育培养新人、办工厂引进机械化生产方式等，改变景德镇的制瓷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纷纷建立，各种机械化设施不断引进，景德镇陶瓷手工业逐步纳入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体系之中。改革开放后，十大国营瓷厂纷纷倒闭，个体私营化作坊、店铺林立，但景德镇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的大公司或大工厂，反而又恢复了手工艺作坊的生产方式。其实，在十大国营瓷厂尚未解体的时候，景德镇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做自己的小作坊。原国营瓷厂工人曹谱说：“在雕塑瓷厂上班，工厂还没倒闭我们就自己出来干了，先是生产薄胎瓷器，后来做过一阵茶具。景德镇的工人们技术都很细腻，求生意识也很强，市场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手艺作坊需要的资金少、人员少，只要一点手工生产技术就很容易产生。
传统手艺的文化再造
进入21世纪后，景德镇一批新的陶瓷集散地和陶瓷艺术区应运而生：2002年的国贸，2003年的中国陶瓷城、锦绣昌南，2005年的地王大厦金昌利、华阳，2008年的陶阳新村和圣罗帝景，2013年的长虹金域中央，2015年的陶溪川，等等。与此同时，上个世纪末兴起的陶瓷集散地，如老厂、雕塑瓷厂、樊家井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当代的艺术气息。
如今的景德镇越来越成为众多艺术者的朝圣之地。这些人中间有毕业于各大艺术院校的创业青年，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陶艺家、画家或雕塑家，他们在景德镇建立工作室，开创自己的事业，把这里作为实现梦想的舞台。
河南姑娘赵淑静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她决心留下创业，2011年她在陶艺街开了一家店铺，取名陶青舍。赵淑静负责设计图样，再根据需要找不同的作坊拉坯成型，然后将这些半成品的坯胎搬回工作室，由她手绘上釉，最后再拿到窑口去烧，完成后就可以放在店里出售。
和赵淑静一样，无数的外来者来到景德镇，主要是看上景德镇瓷器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上的便利，在这里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人看中景德镇的制坯技术，有人看中景德镇工人劳力的廉价和技术的熟练，也有人看中这里窑口的多样化——做瓷器的人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了，除了大规模的瓷器生产流水线。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景德镇瓷器的品种更多元化，由单一生产仿古瓷进化为生产艺术瓷和具有个性化和艺术化的手工生活用瓷。除了产品，各家店铺的经营模式也日趋多元化。同样在陶艺街拥有一间工作室的占绍林，是江西手工拉坯大师，他的工作室已经成为陶瓷拉坯的培训基地，提供短期、长期的技术培训。他还与全国58个大学合作，作为写生艺术基地接待来此写生的学生。这种艺术实践、日用瓷生产、职业培训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在景德镇并不少见。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方李莉说：“民间的传统文化一部分随着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转化和重组，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人文资源。”景德镇的发展模式和格局正印证了这一点。大量的艺术家和从业者的涌入，为传统的陶瓷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他们与当地工匠的交融与互动，催生了传统文化的重构与再造，实现了由“遗产”到“资源”的转变。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报， 曹 洋 2016-11-09 ）
昆明：文化再造城市灵魂
伴随着40艘古滇特色画舫船起航，云南“十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之一的“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首期项目上个月在昆明晋宁正式开放。昆明市晋宁县石寨山古滇国墓地遗址等是“古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晋宁，以此为标志的古滇文化开发将强势启动。这笔历史财富正转变为预计总投资220亿元的旅游品牌。
2亿年前的海水笼罩；300万年前地质运动创造了伟大的西山和滇池；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史记》所说的“彩云南现，遣使迹之”；马可·波罗13世纪所言的“壮丽大城”……它们共同构成了昆明这座城市的文化轨迹。近年来，昆明不断加大城市文化研究，历史遗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建设规划，传统的文化名城风貌和新城市文化景观建设热火朝天。
再造古城兴旅游
晋宁县是古滇都邑、益州郡治所。再现灿烂的青铜文明，是几辈滇人的共有梦想。
经过审慎研究，昆明决定在滇文化发祥地晋宁全力打造古滇文化旅游项目，用3到5年再造一个古滇文化名城。
该项目以集中展示云南多民族文化、古滇历史文化，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生态环境示范、养老养生产业、宜居社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于一体，充分发挥云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并力争成为国家5A级生态文明旅游示范景区。去年11月15日，该项目一期工程滇海古渡大码头、精品湿地公园等正式开放。
未来两年，温泉旅游度假区、七彩云南欢乐世界、养生养老度假区、古滇大剧院、古滇博物院、滇王林苑大型城市森林公园、民族部落、五星级酒店等一大批公益性项目、旅游项目、惠民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将相继亮相。2018年，整个旅游板块和城市基础配套将基本建成。
多元文化汇昆明
古滇文化以滇池为中心，是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在中华文化大家庭链条上，昆明并没有像成都的三国文化、西安大唐风韵或是岭南一带的城市获得文化输出或是启蒙者的主导地位。昆明更多是在文化流径中体现自己的融合能力，因此昆明被定义为风景型历史文化名城。
近现代以来，昆明文化越来越体现出鲜明国家文化意识。昆明本土文化借助山川地理和民族交融，天然拥有绚丽多姿的禀赋。
就拿昆明的工业文化来说，滇越铁路、耀龙电灯、石龙坝水电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成为昆明工业文明最早的一抹曙光，也是昆明制造业文化传承的少许亮色。没有滇越铁路输送的文化视野，也许就没有抗战时期滇军的血性及其在台儿庄战役里的大放光芒。
传统古村迎新生
因为文化保护，龙头村（位于昆明北郊龙泉镇——编者注）隐匿的岁月正徐徐展开。
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著名作家老舍来到龙头村。此时，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文科研究所还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已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老舍在梁林设计的宅院里听到该房的第三任租住者、中国古琴艺术大师查阜西先生独奏大琴。
老舍在其文章中描绘的美景正在呈现。2011年11月，昆明市政府通过龙泉古镇保护和建设规划。2013年龙泉古镇一期启动。2014年闻一多公园立项，围绕西南联大35位文化名人旧居的一大批文物古建原址保护。二期包含梁思成林徽因纪念馆，三期中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纪念馆。这些文化展陈已在筹建中。围绕这些蕴藉深远的文化遗产，源于传统的文化名城风貌和新城市文化景观开始建设。
（以上来源：人民日报，2016-01-12 ）
苏州古城：文化遗产如何“活起来”
古城苏州，始建于公元前514年，两千多年始终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双棋盘格局。目前，苏州全市有1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6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每年举办展览400余场次。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苏州有哪些做法独树一帜？在这里，文化遗产是如何“活起来”的，又是如何做到和城市融合发展的？日前，记者带着这些思考，走进苏州古城采访。
融入产品：园林文化在大地上铺展
根据一份2016年一季度房地产销售榜单，苏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力压北京、上海诸多豪宅，在销售金额、面积与套数上，荣膺国内的三冠王。
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一经面世，不仅购房者慕名而来，甚至还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包括建筑师、文保专家。
一个普通住宅，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原来，开发商在建造之初，就力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苏州园林工艺鼻祖“香山帮”出山，集合一众50~60岁的香山帮工匠，秉承古法，一砖一瓦，一水一石，皆由全手工高难度模式打造，苏州园林文化元素尽显。
苏州园林，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当前，房地产市场几乎被西方舶来式建筑风格一统天下，苏州园林正面临着严重断代危机，大师匠人的缺位、传统手艺的失传等等，都让苏州园林风格渐行渐远，几近绝迹。在这种背景下，以富含苏州文化遗产为卖点的房地产项目，引爆市场。
将文化遗产融入产品中，既可以让文化遗产重获生命力，又能为产品带来成倍的文化增值。
去年开始，苏州推出了“旅游管家”定制产品，主打吴地历史文化民俗，让游客在参观园林的同时还能品味苏式早点、观看评弹演出等苏州特色文化遗产，从而达到与传统旅游公司服务的差异化创新。产品一经推出，立即获得叫好又叫座的市场表现。
民俗学者王智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建设大潮中，文化遗产传承遭遇瓶颈，如何保护根脉将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把文化遗产融入产品，重获生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融入社区：从开发到保护的理念之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大发展中，要发展经济还是保护文化？苏州经历过挣扎。当时有两个古镇，因为选择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著名建筑规划专家阮仪三，曾带领团队前往吴江黎里古镇考察，被原生态的水乡环境深深吸引。
阮仪三表示，愿意免费做古镇保护性规划设计。但在当时“要致富，先修路”的全国大规模城建背景下，得到的回应却是“我们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多管闲事”。 阮仪三被宁愿拆掉老屋也要发展经济的黎里推出门外。痛惜之余，他转向古镇周庄，与时任周庄文化站站长庄春地一拍即合。根据整体规划，周庄近些年优势凸显，开始名扬天下，而黎里却鲜有人知。此时的黎里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发展忽略了文化遗产这个依托，将是不可持续的。
现实的尴尬带来了思路的转变。去年6月，阮仪三被邀请回到黎里，为古镇的保护开发“把脉开方”。
“商业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对立。相反，应该主动把文化遗产融入古镇开发中来。”阮仪三认为，通过文化遗产的植入，百姓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精髓，游客能够感受到社区传统生活的美丽，是一种“双向”的有益互动。
在“保护中激活文化”的理念下，黎里放弃“门票经济”，守住生态、文化和生命三个底线，通过民宿、酒店的建设，让游人住下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剪纸艺人徐盘根正在教游客剪纸艺术。这项民间手工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街巷中，“老苏州”周大发每天都会在家门口晒太阳看报纸，这里是他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和老周一样，这里依旧住着几十户本地居民，他们保留着苏州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富有本地生活气息的场景，正是不少游客钟情古城的一大原因。
“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远胜于那些搬空的建筑。”王智认为，社区只有通过融入文化遗产，才能避免“几个仿古建筑一建就叫古镇”的同质化发展俗套。
近年来，苏州在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和融入上取得显著成效。除了新增1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文物遗产数量也显著提高。目前，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84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十年间，普查新发现文物点1919处。
融入城市：传统和现代的相融相生
如今的苏州，依然保持了1000多年前南宋时期的旧时格局。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姑苏古城丰厚的文化遗产。2012年，苏州将平江、沧浪、金阊三区合并成立姑苏区，建立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管理体制的创新，使遍布于原三区的文化遗存，有了统一的保护和传承。
“从另外一个角度，许多城市对文化遗产进行特殊保护，形成了许多制约。”在苏州地方志专家徐刚毅心中，文化遗产应该与都市生活相融相生，“古城是个有现代居民繁衍的城市，文化遗产在时光中生长，同时得到有效保护。在融入中保护，而不是隔离起来。”
历时10年，苏州政府投入22.16亿元，在保持古城原貌、留住文化遗产的同时，对160个老小区进行综合治理。政府又拿出20余亿元启动“改厕”工程，让老城区居民彻底告别逾千年的倒马桶生活。一批民生改善项目，提升了古城居住环境和服务能力，原汁原味的苏式生活还得以保留，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了现代生活。
2014年，大运河苏州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城申遗梦圆。去年开始，苏州市政府设立古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用于全面提升古城文化传承、旅游休闲、苏式居住等功能。目前，全市各类博物馆（美术馆）达74家，年均举办展览400场次，接待观众450万人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李昕告诉记者，苏州古城文化遗产保护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的标杆。苏州市姑苏区被授予“国家古城旅游示范区”称号，成为全国首个古城旅游示范区，这是一个官方的认可。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挑战。
（以上来源：光明网，2016-06-14）
【数据分析】
文化遗产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于联合国。顾名思义，其初衷当然是为了保护。因为世界各地有诸多需要传承的文化传统，一些更多是属于精神、习俗层面的传统，因为其非物质化、非视觉化，更容易受到忽视。联合国启动这样一个项目，意在提醒世人重视这些文化遗产，从而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它和其他的比如纪念物以及文物、书籍这些形式是不一样的，它是对于我们传统的一种令人感到骄傲的一种表达，它给予我们文化感，包括表演艺术、仪式、知识以及生产各种传统工艺的技能等等，它代表了我们的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是代代相传的，但它又非常的脆弱，面对其他更加流行的社会形式，它现在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不仅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社区不同的群体中，不断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来应对周边的环境，来反映他们与大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它们身份和延续性。这种特质正是“非遗”的价值所在，而“非遗”专家学者的任务，就是去保护这种发展着的独特文化形式，宣传它们的价值。
众所周知，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所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指那些“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制作等传承工作，并愿意将自己知道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后人的某些自然人或群体”。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遗；传承主体的丧失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都严格执行传承人认定机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非遗保护的当务之急是挖掘那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却已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技艺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对“个体精英型传承人”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鼓励政策，激励新人去学习、去参与、去保护、去传承。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保护和弘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