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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院团：高品质低票价带来高上座率

如何创作和推广反映人民生活和时代前进的经典作品？在2015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加强对文艺创作生产引导的同时，文艺工作者正确认识文艺作品的“两个属性”，把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作为文艺工作的目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借演出季的契机改进创作观念、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在创作上沉得住气、留得住风骨的同时，把握市场规律，让优秀的文艺作品传播到千家万户。

演出季是拓展国家艺术院团演出营销渠道、推广优秀艺术作品的重要时机。2015年演出季继续举办演出推介交易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营销推广工作，积极探索“互联网+”推广新模式，以市场化的手段提升国家艺术院团票务营销和交流推广的市场化水平。

10月26日，9家国家艺术院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相关负责人，与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数十家主要剧场、剧院联盟、演出机构负责人汇聚一堂，院团负责人对各自的剧目进行精准推介，引起演出商的广泛关注。

在随后的签约仪式上，部分国有艺术院团与剧场、演出机构等达成合作意向，成交金额5000余万元。其中，中国儿艺与吉林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广场、宁波大剧院、包头大剧院、深圳薪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昌艺术中心等10家演出商及圣元国际集团现场签署合作意向书，现场意向签约场次达150场，成为此次推介会上现场签约单位最多、签约场次最多的国家艺术院团。

宁波大剧院总经理郑锋说，宁波大剧院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剧目一直保持着高品质的演出水准，对宁波大剧院的品牌建立有积极意义，宁波的儿童剧市场也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每年到宁波演出20场的基础上越来越好。

对于艺术作品营销，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有着自己的见解。“相比流行音乐和影视剧，民族音乐的市场占有率很小，很多年轻观众并不是很感兴趣。怎样让更多的观众来到剧场，以更好传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需要对传统艺术进行创新。”席强说。

通过《印象国乐》与《又见国乐》，中央民族乐团与导演王潮歌进行了两次合作。与传统的民乐音乐会不同，《又见国乐》的演出现场，一幅幅唯美曼妙的图景在舞台上一一展开，在荡气回肠的音乐图景中，千百年前的中国古老乐器仿佛有了灵性。在演奏家声情并茂的演绎及肢体语言的辅助下，《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黄河》《鸿雁》等一首首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民乐曲目，在近百位优秀艺术家指导下缓缓流淌开来。

“《又见国乐》今年的巡演近30场，并得到了蒙牛集团全年总冠名，在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席强说。

多种方式让更多观众看到高品质剧目

在演出季期间及演出季结束后，国家艺术院团在演出季艺术惠民的引导下，继续坚持惠民举措。

中央歌剧院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敬老院进行中秋慰问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孔子》在珠海和澳门等地巡演，惠民力度空前加大，推出全场百元票价的场次；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近80人的艺术家团队，连续为辽宁省凌海市小上五旗村的村民们上演2场歌舞，并在当地建立创作基地；中央芭蕾舞团走进延安进行采风活动，力求以芭蕾的形式再创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中国交响乐团赴日本东京奏响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诗《英雄生涯》等，以音乐文化交流切实促进亚洲地区的人文交往。

与此同时，创新演出营销理念，踏实开拓演出市场，以高品质的演艺产品和“国家队”的综合实力，树立起国家艺术院团的演出品牌，也是各院团不断探索的方向。

（以上来源：乐度网）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艺术院团精品力作不多缺长远规划

文化部25日在北京召开国家艺术院团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副部长董伟在会上直指国有院团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精品力作不多，缺乏长远规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尚待建立等。

会上，文化部对2015年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文化部部长雒树刚颁发荣誉证书。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为：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白皓天、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青年编导斯日吉德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导演马彦伟、中国交响乐团乐队副队长周宏、中央歌剧院编剧胡绍祥、中央民族乐团作曲家赵东升、中国国家画院画家李延声。先进集体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中央芭蕾舞团演员队。李延声、马彦伟等5位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发言。

董伟在讲话中总结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近一年来国家艺术院团呈现的新面貌、新气象：艺术创作空前活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力度空前加大，今年以来国家艺术院团已经组织了150批次近3000名艺术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积极打造演出和展览品牌；不断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艺术形象；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普遍实施了全员聘任、岗位管理、绩效考核、成本核算制度以及多元化分配制度等。

在肯定国家艺术院团取得成绩的同时，他也指出国家艺术院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精品力作不多，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缺乏长远规划，艺术创作生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高精尖”的艺术人才不足；领导班子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董伟表示，文化部将下发通知，督促各院团科学制定今后5年的艺术创作规划和年度创作计划；建立健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经费保障和考核评估机制，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与人才队伍建设相结合，与基层联系点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创作资金管理办法，加大对重点剧目的经费扶持和跟踪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千方百计地吸纳和培养一流人才，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工资待遇留人；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加强院团领导班子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品牌塑造能力、市场运营能力和现代传播能力。

（以上来源：中国新闻网整理）

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几点思考

改革目的：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使院团承担的艺术属性弱化、丢失甚至发生变化

院团自2004年转企改制启动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院团转企后最突出的是实现了两个变化：一是院团开始有了积累。脱离事业身份后，院团改变了以往年初账面资金清零、公共财政资金按年度继续下拨的运作思路，开始按照企业发展的模式经营院团。二是院团的创作活力开始得到激发。跟传统事业单位体制下院团由每年接受并完成几场行政任务型的演出运行模式相比，院团改制后开始主动迎接市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面对市场。

经研究，欧美国家通常把剧团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前者包括音乐团、摇滚乐团、马戏团、魔术杂技团等，后者包括话剧团、歌剧院、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少儿剧团等）。营利性院团因市场化程度高，受众群体大，意识形态属性较弱，采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方式经营，收益自行分配，纳税较重，政府不加干预。非营利性表演团体收益少、利润薄，剧目投资大、经营成本高、排演周期长，观众数量有限，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不以营利为目的，可享受免税、政府津贴、社会赞助等待遇。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政策划分，既能促进通俗艺术发展、又能扶持高雅艺术成长，是欧美国家对待不同艺术表演团体和演出公司相当重要的一条文艺政策。

经过10年的改革实践，参照欧美通行的表演团体属性划分方法，我们发现：我国改制院团走市场相对较好的均为营利性院团，如杂技团（但中国杂技团因承担引导示范功能，市场属性有所弱化）。我们把歌舞剧院、木偶剧院、儿童艺术剧院按照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但经营业绩尚可的歌舞剧院，基本靠的是走欧美歌舞驻场秀的路数，改变了我们国家歌舞剧院学习引进的俄苏那种相对典雅的歌舞样式。部分木偶剧院在经营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实践发现传统木偶艺术未能得到继承和发展。儿童剧虽得益于国内重视子女教育的良好环境，但发展依旧艰难。

改制10年来，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一直在对院团改革进行总结和思考。可以说，目前院团改革的目的逐步明晰，主要有三个：一是改革是为了激发创作活力，二是使各院团承担的艺术样式得到发展，三是适应市场、从而更好地为观众服务。院团改革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使院团承担的艺术属性弱化、丢失甚至发生变化。

改革路径：如何平衡公共资金投入

据文化部艺术司2003年第9期《艺术通讯》所载的《剧本运营管理的资金构成及分析》一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性院团资金自给率约50%（为46%），公共资金和民间捐赠的外来资金约50%（据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研究，这一数据近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分析认为，如果公共资金投入过大（超过院团总收入的50%），非营利性院团的艺术创新力将趋于保守（这一点事业体制下的院团就是很好证明）；如果公共资金投入过小（低于总收入50%），非营利性院团艺术上倾向于商业化。以北京人艺为例，据有关方面统计，其年均票房收入约是其公共财政投入的50%，北京人艺的话剧艺术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而目前的小剧场话剧虽然火热，但商业性色彩浓厚，其话剧艺术的特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在话剧的本质属性上已有别于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传统话剧。再比如，民营控股的木偶剧院由于要养活自己，艺术品质趋于商业化，其传统木偶的艺术本体要素已经弱化。

（以上来源：《中国艺术报》，吴然）

【数据分析】

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社会转型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文化艺术的人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其产生影响社会、转变观念、出作品、出人才，达到繁荣文艺发展的新局面，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广大艺术家们实现艺术理想的一次重要机遇。文化体制改革所面临的艺术院团转企改制，我们不能只强调转企前的扶持与政策支持，同样，那些转企后的艺术院团在社会保障、人员生存、演出市场、艺术创作、院团管理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问题，是改革中所无法回避的改革难题，也是关系到这部分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甚至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传统音乐是国家民族文化的代表形式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全国的民族民间乐种有近几百个品种，而今天只有近百个。无论是地方民间音乐，还是戏曲、曲艺、说唱音乐无不在民俗活动、宗教活动、日常生活中存在，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在音乐艺术领域的最重要艺术表现形式。今天，在全国各地不同形式建立起来的民族乐团（队）就是在这些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演变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民族管弦乐文化模式。然而，各种民间器乐活动由于它们以民间性的生活方式散落流传，特别是以群体性和个体性方式传播，从传承的意义上看基本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不属于政府文化艺术演艺事业团体管理的范畴，所以，这部分流传的民间音乐基本属于自然流传、自然生存状态，特别是在农村，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化生活，往日以农耕社会为生存依托的民间音乐逐渐消失、消亡，这是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文化转型现象。身在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我们应当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当代文化体制改革如何将这一文化继承问题纳入到政府部门的改革措施中去？这个问题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