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化产业园区的求索之路
河北，这个长期以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为主导的大省，正经历着一次艰难的转型。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加速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绿色河北正在“胎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河北创新发展、绿色崛起提供了文化支撑，值得关注的是，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年均30%的增速“逆势”增长。2014年8月，河北省文化厅认定首批30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本期我们将目光对准这些园区，通过对典型样本的调查，还原河北在绿色崛起过程中的艰难求索。
案例一：武强国际乐器文化产业园：推进“文化+”
最近，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呈现出一片忙碌景象：德国一家公司办公楼刚刚竣工，总投资24.6亿元的钢琴项目基地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武强县正要打造一个“世界最大的乐器文化产业基地”。
武强国际乐器文化产业园是武强县委、县政府立足乐器产业优势，和河北金音乐器集团、德国GEWA乐器公司、北京路德文化艺术中心共同打造的具有完整乐器文化产业链的综合项目，总投资21.2亿元，占地1200亩。
西洋乐器产业是园区特色文化产业标志，武强县现有国内外乐器生产企业51家，主要产品有长笛、萨克斯、黑管、提琴、吉他等七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出口欧美、东南亚、日、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年来，园区管理委员会按照国际化思维，正在加速建设国内领先的国际乐器产业园和辐射全球的乐器产业基地。截至目前，已有世界知名的乐器经销企业德国GEWA乐器公司、美国CECILIO乐器公司和世界顶级钢琴生产企业德国博兰斯勒钢琴公司3家外资企业相继落户园区。
值得一提的是，园区与美国布鲁克林大学合办乐器研究所，每年都有新成果为园内企业所用，并与全国29个院校合作，依托技术中心为平台，不断有新产品问世，2014年研发新品28种。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发布后，我们正在努力争取，实施好教育联盟项目。一是努力把武强县50家和全市65家共115家乐器企业进行全面整合，提高竞争力。二是争取中国乐器协会等机构的支持，实施乐器教育联盟计划。”园区负责人介绍，依托乐器文化产业优势，武强县还与北京璐德文化公司合作，投资1500万元建设了璐德国际艺术学校，投资2.1亿元建设了周窝音乐小镇，发展音乐教育培训体验产业。同时，通过每年举办中国吉他文化节等大型文化活动，聚集人气、扩大知名度，促进了园区乐器品牌的提升。
企业声音
“我们在2013年就入驻了，全国有很多类似于武强县的乐器生产集散地，选择武强是因为这个文化园区集聚了乐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乐器生产基础很稳定。这里每年还定期举办大型音乐演出，带动音乐人才输出、音乐创作、乐器销售等相关产业，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德国GEWA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于炳勋
发展困难
“一是土地问题，二是资金问题。园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始终存在土地和资金短缺问题。对此，武强县一是采取向上争取一点、自己倾斜一点和企业分担一点的办法予以解决，二是争取上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3年来，已先后争取了文化产业引导资金1800万元。另外，还有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持产品销路和产品科技更新的问题急需解决。”
——武强县文广新局局长张春瑜
案例二：蔚县剪纸文化产业园： “园区+孵化器”
蔚县剪纸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蔚州古城，成立于2009年。到2014年底已完成投资2.12亿元，一、二期工程已竣工，包括中国剪纸艺术博物馆、中国剪纸第一街、中国剪纸第一村、中国剪纸艺术学校、中国剪纸艺术团等项目，且已构成了剪纸产业“展示—营销—基地—培训”的产业链条。
如今，蔚县剪纸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从“小剪纸”变成了“大产业”，园区内已经聚集了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蔚县圆通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等70余家剪纸文化企业，占园区内企业总数的90%以上。围绕剪纸文化内涵，园区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园区+孵化器”的创意剪纸文化产业功能。2014年，园区剪纸及相关文化产业增加值达3.6亿元，占全县GDP的4.2%。
“剪纸是蔚县人民群众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园区里，蔚县剪纸是‘活’的。”在蔚县文广新局局长张文波看来，园区推出的一系列剪纸技术专利和产品品牌有效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县剪纸已成为很多国际场合炙手可热的馈赠佳品。
另外，园区还鼓励企业参加国内外艺术专题展览，举办剪纸巡回展览，北京奥博会、上海世博会、台湾文化周上都出现了蔚县剪纸的身影。
企业声音
“今年的企业效益没有往年好，因为来旅游的人少了。我们公司的规模本来就小，只有80个人，想开发高档产品，可是资金和场地不够，期待政府能把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放在园区这个平台上，以此帮助我们开拓市场。”
——蔚县宏宇剪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林
发展困难
龙头企业较少；剪纸文化产业开发力度有待加强，产业链的延伸还需扩展；高端创意人才短缺；投融资渠道不畅。
——蔚县文广新局局长张文波
案例三：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 创意+品牌=竞争力
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区建于2011年，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城。从曲阳县城南环路沿曲承公路南行，两侧一家家雕塑厂次第延伸，9公里长的公路两旁汇聚了上百家雕塑企业，依托曲阳深厚的石雕艺术底蕴，在一开始发展时，园区就定位为“我国较大的集艺术开发、生产加工、展销贸易、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雕塑文化产业示范区”。目前，该园区正处于资源整合期，已入驻的雕塑企业有30余家。
2011年，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去年又被河北省文化厅授予“河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在继承古代优秀技艺的同时，园区内产业已由单一的石雕发展为木雕、铜雕、不锈钢雕、泥塑等十大门类，创造了浮雕、镂雕、透雕、圆雕等多种雕塑技法，形成了五大雕塑体系。目前，园区内的一些企业和作者都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和创意设计工作室，一些独具创意的雕刻作品也不断设计研发出来。
雕刻艺术节、雕刻大赛和雕刻艺术品展览会这样大型的活动，园区也一个没落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园区还鼓励企业自发组织成立相关投融资机构，服务园区内企业需求。
企业声音
“我们领悟到“创意+品牌=竞争力”的真谛，在制作技艺和产品设计上一直专注创新，并借助北京的人才优势，与中央美院、清华美院等国内一流院校的雕塑系学生积极互动，希望园区以后能吸引更多设计方面的人才。”
——曲阳荣杰雕刻石材有限公司总裁安荣杰
发展困难
“受国际大形势影响，我县雕刻业发展也面临着困难，企业生产方式滞后，企业急需转型，雕刻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着一些难题，如何快速转型、转型后如何适应文化产业，尤其是雕刻产业发展，已成目前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
——曲阳石雕产业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针对上述3个案例中文化园区发展中最突出的土地问题，李建华说：“2014年河北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对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门应对和解决。如关于文化产业用地问题，该意见专门强调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项目用地，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标准的70%执行。”
另外，河北省对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进行动态管理，已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佳的两家企业（魏县龙根农庄发展有限公司、藁城中华鼓乐厂）给予摘牌处理，并向全省通报，予以警示。
“抓好文化园区建设，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是河北省文化产业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李建华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也为河北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将积极参加京津冀文化产业聚集区沙龙活动，为文化产业园对接京津科技、资本市场、高端人才等开拓市场、创新局面。”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报）
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
什么是文化治理
对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业界专家有着不同的理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之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逐渐受到重视。有业界专家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讨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清楚“文化治理”当中的“文化”指什么？对此，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财政部文资办副主任高书生表示，在十六大以前，文化被囊括在教科文卫的概念之中，十六大以后，文化从教科文卫中单列出来，和政治、经济、社会并列，被称为“四位一体”，文化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在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把文化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化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虑。
“对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概念，不能把它理解为文化领域的国家文化治理，而是指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个作用应该是核心作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陶东风表示。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魏宏认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核心是保护公民的文化自由权。在这个过程中，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来塑造文化治理体系。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认为，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发挥着重要意义和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人们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整个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
不过，对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有专家并不认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他发现并没有专家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提出文化治理这一概念。竹立家表示，文化是一种信仰，是自发形成的，要改变人们的信仰，必须改变社会治理，在这里提文化治理并不合适，这个概念不能随便使用。
机制体制创新是重点
多位专家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接下来一段时期内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对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书生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渗入到文化产品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把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广泛传播出去，这个传播包括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不过，实现这几个方面还需要创新体制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包括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3个板块。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是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核心是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政府管理创新，需要从单一的管理主体转向多元共治，从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转型，从行业规制转向融合规制，同时还要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祁述裕说。
对此，陶东风认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重在顶层设计；另一个是文化治理能力，偏重于制度的执行。就制度建设层面来讲，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协调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报）
国家需要文化治理
文化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古人结绳而治，后人易之以书契”。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文化与社会治理关系的描述。也就是说，人类创造和生产文化是为了有效地克服和解决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问题，具有疏导、宣泄、沟通的意义。当文化的这一本质功能发展到现代社会，文化产业则具有了国家文化治理工具和手段这一功能。
文化管理是国家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对文化行为进行规范化，对象是文化行为，主体是政府；文化治理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主体是政府+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管，具有法律和行政的强制性；治，则更突出人和社会的自主性。治，是针对问题的解决与克服，具有很强的弹性，而管则是基于一定的价值尺度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做出规定，具有很强的惩戒刚性。
精神和文化的治理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化治理性在战争中的运用。“四面楚歌”既是对文化应用于解决战争问题的生动描绘，同时也是对“楚歌”这种文化产品形式巨大影响力的生动揭示。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说是对文化产品作用于人的深刻描绘。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较早就发现了文化产品生产与国家文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孔子的以仁治天下的观念，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文化治理观。以文化的兴废治乱来考察国家的盛衰存亡，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治理方法论。
通过文化产品平衡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需求，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心理压力、疏导社会情绪。通过政府采购，把满足于个人消费的文化产品转移成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可以有效地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消除文化分配鸿沟。作为国家治理的文化产业，平衡与协调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文明互动关系。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提出，本身具有国家治理的性质。服务于经济和文化，服务于社会和民生，是发展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治理性需求。
文化治理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生存方式的有机统一。如果文化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分离，或者说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脱离的话，是不可能生成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治理能力，首先表现为高度的吸引力和认同力，由此形成人们内在精神生活质量和外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完整统一，形成对自身生活状态和质量的自豪与满足。
文化产品是生产和形成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核心来源。尤其是感召力，它是一种能再建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它也是文化治理能力的核心，如果不能形成感召力，则不能形成文化治理能力。一个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在市场营销的层面上也许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具有经济治理性，但并不一定构成精神上的感召力；也就是说，它不会使人转变和改变他的精神信仰，从而具有文化的治理性。因此，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那种“旅游+地产”的发展模式和开发模式所生产的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没有构成本质上的国家文化治理，更谈不上建构。但是，它在国内的文化旅游市场上却是有影响力的，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被业界看作是一种可以复制的商业运营模式。旅游产品是可以形成文化的意义符号而具有感召力的，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主题公园项目的开发中，还没有一个创造出像“米老鼠”和“唐老鸭”那样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形象和文化符号。而这恰恰是美国在有效地实施全球文化治理的战略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案例。“1996年，文化产品（电影、音乐、电视节目、图书、期刊和电脑软件）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第一次超过了包括汽车、农业、航空和国防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传统产业。”这是被国内文献引用最为普遍的资料，用以证明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但是，人们在实践中也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这一组被无数次引用的数据中，它的关键词是“电影、音乐、电视节目、图书、期刊和电脑软件”这样的文化产品；同样，在迄今为止的有关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中，也还没有发现美国把“文化地产”所形成的增加值统计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国家文化治理是通过它的文化产品生产和以内容为核心的强大文化产业所建构的。美国文化产业GDP是以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和输出生成的，而不是由“文化地产”和“旅游地产”的GDP生成的。土地是财富之母，但不是文化之母，更不是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生成之母。人才是一切文化之母。没有以文化内容的创造性生产为主体功能的文化产业发展，而只有“文化地产”的大规模开发，包括那些以文化产业的名义大肆圈地、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所形成的投资性和投机性的“文化产业GDP增长”，都不可能形成国家文化治理能力。
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国家文化治理。
（以上来源：学习时报）
【数据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经济增长和阶层结构分化引发价值观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多样；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外各种思想、思潮、观念、理论，相互激荡、交流交锋交融；传播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和满足方式更趋个性化。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深入推进和城乡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错综交叠，对公共文化服务公平、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出了挑战；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民俗活动呈复兴趋势，城市地区外来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成为时尚——价值和文化的多样化无法回避。
在这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所呈现的丰富多样和竞合发展大趋势，亟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亟须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整合社会多元价值、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认同感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级政府及文化管理部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所达到的政策效果综合反映了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优化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的旨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文化政策，是提升我国文化治理能力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此，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伟大目标奠定精神文化基础的战略高度，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五位一体同步建设总布局总要求，在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优化文化政策。
一是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绩效评价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制定各项文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文化政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公平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实现。评价一项政策的优劣，不仅要看这项政策是否推进了具体的文化发展，最终要看这项政策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是进一步完善政策过程。完整的政策过程包含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评价，不少文化政策之所以缺乏操作性，实施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与政策过程不完整尤其是缺失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有关。强化政策绩效评价，是提升政策科学性的重要方法。
三是加强政策整体协调性。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城乡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一方面，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化发展大政方针时，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符合自身条件和特色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注重文化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建设各项政策的协同，以充分发挥文化政策的积极效应。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