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乱象正造就当代文化灾难
画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推动国家绘画创作和发展的建制。它起始于帝王对于绘画的喜好，因此，帝王凭着自己的所好而网罗天下的绘画高手于宫中，建立起一个与国家文化身份相匹配的主流绘画风格和审美形态，并在传承与发展中发挥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秦汉以来“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用。它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于这样一种传统，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改造传统中国画以适应新时代之后，为了传统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建立与新中国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新的画院体制，则成为新中国对于传统艺术的基本态度。虽然，在新中国没有了帝王，可是，与政权相关的具体功用却打上了时代和政权的烙印。不管是组织创作，还是安排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家，甚至是培养新人，都表现出了新时代画院体制服务于新政权的基本宗旨。因此，1956年的国务会议通过了在北京、上海建立中国画院的决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革”对传统艺术极度摧残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拨乱反正而带来了各省市相继建立属于自己的画院，其中的关键是有影响力的书画家影响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当然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于书画的特殊偏好是重要的推手。1984年浙江画院的建立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将“文革”前只有少数几个省市才有的画院演化为省市文化机构的标准配置，画院开始了最初在省市一级的普及。此后，又在地市一级的层面上作了更加普及的推展。而与之相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所引发的许多关于画院问题的思考，也在反思画院体制的过程中反省了画院发展中的问题。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画院如何立身？如何发挥社会功用？如何在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框架中解决个人创作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何处理突出的社会化与个人性的矛盾？以及政府投入的合理性？画院画家如何为公众服务和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在拷问政府和社会。好在画院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问题中的突出问题，而经济的发展使得各级政府多养几个画院和多养几个画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此，画院问题被淹没在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然而，也正因为是经济的发展，书画市场直接带动了书画创作，也推动了画院向全民化的再一次更大规模的普及。全民办画院逐步消解了画院的社会尊严和学术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来关注画院的定位和发展，于是，画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实际上开始被边缘化。在各种错综的社会关系中，画院成为各种关系的一个筹码，其实际的意义已经退隐到实际需求之后。显然，今天的画院已经和1957年新中国画院体制建立之初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实的变异使得画院更多地成为一种高级的谋生机构，成为各界社会贤达在退隐职业生涯之后东山再起的一个契机，因此，党政军民、士农工商纷纷建立起了表面属于某一层级政府或团体机构，实际上属于以某一要人加某一书画家为中心的以书画为名义的小圈子，形成了一个遍布在中国的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的巨大的画院群。
无疑，画院的普遍性发展以及各行各业办画院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悲的是，在这种高度普及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却并没有带来美术创作的提升，相反，创作水平则呈现出明显的整体下降的趋势，而更多的是消解画院主流特征的负面问题。如此来看，各行各业办画院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书、画的本体问题，而是为了与书、画相关的利益问题。这之中，简单的是修身养性，复杂的是谋名逐利，中间的是混吃混喝。从体制上来分析，国营的有正规军，有编制有粮饷；也有业余选手，编制少而更缺粮饷，或者没有编制也没有粮饷；私营的有游击队，也有草台班子。在讲“群”的年代，这真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画院群”。
现在的民办画院只要挂个牌子就可以，远比开一家小吃摊子要简单许多。开一间小吃摊子最起码有城管来管，还有工商来查。挂了牌子的画院只要不违法，可能就没人来管。所以无从论起。可是，除了民间画院之外，属于政府的画院如何为政府服务？拿着纳税人的钱所办的画院如何为纳税人服务？显然，这之中不管是为政府还是为纳税人，都不应该是服务于少数人。如果政府办的画院仅仅是为少数领导人服务，或者是为了安排一些退居二线的领导，那么，其合理性无疑会受到质疑。可悲的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在当今社会中不能成为问题，被置若罔闻。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从根本上伤害了画院的社会名声，也影响到它的发展。国有画院为政府的核心是为社会、为公众，因此，文化主管部门应该重新思考21世纪国有画院的职能和定位。要研究画院与社会的文化积累、与公众的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要与社会与公众发生关联，以此显现政府办画院的合理性。
在面向21世纪的国有画院的定位中，应该明确画院公益性特征中的具体内容，明确它是一个不同于美术馆、院校、美协的专业机构，其创作、教学、研究甚至是展示都应该有它的画院特性，其成果的累积与政府职能的彰显，都应该具有21世纪政府办画院的时代特点，应该与城市、与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公众的文化需求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当代画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客观来说，有些问题不是画院自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在职能规划与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北方的齐白石、叶恭绰、陈半丁，江南的潘天寿、傅抱石、吴湖帆、贺天健等一代名家所构成的书画界盛世，以及所畅想的画院理想，怎么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令人扼腕痛惜。画院的泛滥影响到画院的社会形象，也消解了政府职能中的崇高伟岸。政府办画院如何区别于一般的民办画院，这也是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仅就画画而言，很难在国有和民营之间找寻到他们的差别。如果从介入社会的一些活动来看，国有的为地震捐画，民营的也在为地震捐画，可能更起劲，这也看不出在体制上的差别，或许这正是全民办画院的现实问题。门槛的设置、准入的制度、科学的管理、合理的规划、必要的考核等等都需要考量，如果政府不能从管理层面上介入，那么，画院乱象将成为当代的文化灾难。
（以上来源：美术报）
画院改制观察：并入美术馆 地方画院在逐渐消失吗？
近几年，随着民营美术馆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兴起，一种新的现象悄然而生。那便是省、市级画院与美术馆的“合二为一”。目前来看，这种合并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原来没有美术馆的省、市地区由画院统筹，来建设美术馆，其存在的形式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美术馆与画院是属于同一个单位，但彼此还是用原来的名字。如重庆画院(重庆美术馆)、云南画院(云南美术馆)、河北画院(河北美术馆)、宁夏画院(宁夏美术馆)等;另一种情况是美术馆作为画院的一个部分，比起美术馆本身的功能，其主要目的更加侧重于配合画院的研究、展览，与学术品牌的树立。比如北京画院下属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陕西书画院下面刚刚成立的美术馆等。
在当下画院面临存在与否的质疑声中，究竟这种画院与美术馆合并的原因何在?而这样的模式是意味着画院在地方的逐渐消失，还是画院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做出的改革?通过对各个地方画院(美术馆)具体实践之路的观察，我们试图去寻找答案。
画院：并入美术馆系统中的创作部
2013年，重庆美术馆在重庆画院的基础上开始组建，并于当年10月正式对公众开放。组建之后的重庆画院，成为了重庆美术馆的创作部。画院的许多画家也在一夜间，成了美术馆的“员工”。每天，当他们以“员工”的身份走进这个由“筷子”组成的巨大建筑时，内心充满的则是某种异样的感受。
据了解，画院的画家除了在原来的创作之外，也会参与到一些美术馆的决策中。当然，总共十多位画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进去，一般是年轻一些的会参与到美术馆的工作中，平常彼此之间的交集其实不太多。
“美术馆养画家，这种方式在美术馆系统里并没有经验。”某美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道：“画家不能自己既搞创作，同时又搞展览。”双方的工作如何协调，是两个机构合作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他也谈道：“领导者也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作为画院的领导，要考虑的是怎么推出自己的艺术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展览机会;而作为美术馆的领导，则要思考如何引进优秀的艺术家，向大众推介更好的展览。当一个单位的领导需要顾及到两个方面的时候，那他肯定要在自己的工作范畴内做出一部分的妥协与调整。”
从当下各省市的情况来看，这一模式几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典型代表：保留了两个机构各自的牌子，同时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将原先完全不同的两班人马纳入一个系统，国家按照一个机构统一拨给经费。对于这种合并的方式。一位重庆画院的画家谈到了这其中的无奈之处：“重庆的美术馆和画院的系统需要通过整合来壮大彼此的力量，所以才有了将两个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做法。”
同样如云南省，据云南美术馆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闫世鹏向记者介绍，其拥有美术馆的历史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美术馆还是在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云南先有的是画院，画院的画家要办展览，于是就把做展览的展厅更名为美术馆。后来说是要取消画院，国家不再给画院拨款，就把画院更名为云南美术馆。到现在美术馆更名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明年的下半年，云南美术馆将会迁入现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场地，到那时，他们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美术馆的展览场地。
河北美术馆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美术馆成立时间只有十年左右。据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王国明告诉记者：“于2004年动工起建的河北美术馆，在2005年建成之后就与画院合并在一起了。而且比起一些大省的美术馆动辄上万平米的展厅，美术馆的建筑面积只有2600平米。”
而另外一个省：宁夏的情形也是类似的，目前其美术馆的场馆还在建设过程中。美术馆收藏展示部的科长陈曦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介绍道：“2009年，在书画院积极努力下，经有关方面研究同意，批准了宁夏书画院增挂宁夏美术馆的牌子。2013年，宁夏美术馆批准立项。目前宁夏美术馆建设工作已进入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阶段。”
美术馆：作为画院新生力的一种尝试
大约在5年前，成都画院将自己原来内部的一个美术馆转变成了现在的成都市美术馆。从对内到对外，院长王民平感受到了一个公共美术馆平台为画院的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建于1980年的成都画院，是在全国的学术平台上拥有比较重要地位的画院”，王民平介绍到成都画院的历史：“80年代有一批活跃于画院的画家，比如国画的苏葆桢、吴一峰，油画的何多苓、周春芽等。而由何多苓、周春芽等参与的’伤痕美术’和’85新潮’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
“正是基于画院本身的影响力，将美术馆转变为一个市立的公益美术馆，目的便是在扩大这种影响力。向公众推介一些具有学术性的展览。”王民平谈道：“虽然美术馆的面积并不大，只有800平米。但位置处于成都著名的旅游景区宽窄巷子附近，因此人流量是很大的。”
每年，成都画院都会自主地举办一些学术性的展览，比如今年由成都画院主办的“居住在成都”群展，便展出了22位包括何多苓、周春芽、俸正杰等重要的成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美术馆对公众开放的5年多时间以来，举办的展览不仅数量越来越多，同时我们自己策划的重要的展览也更加具有学术性。”王民平谈到：“每年，我们举办的展览数量可以达到四、五十个。有时候展览多了，三五天就有一个。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做的展览，我们也会接受一些社会上的申请，然后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场地、水电费，可以用于美术馆的日常开支中。去年我们的经费相对宽松一些以后，我们还引进一些好的学术性展览，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看展的机会。”
事实上，从成都画院建设成都市美术馆的做法，可以看到一些北京画院发展的影子。可以说，北京画院是当下的画院建美术馆中的典型代表。说起北京画院美术馆，院长王明明谈道：“北京画院美术馆建立的几年时间里，给予社会公众的印象，更多的是依托于画院丰富的收藏和业务来开展工作，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办的每一个活动都力求办出自己的特色，不仅要为公众拿出好的精神食粮，还要深挖其背后的文化规律，对传统艺术的发展做一个梳理，以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来源：雅昌艺术网）
美术馆与画院合并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中国特色
对于上述两种现象，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将之概括为：“美术馆办画院，画院办美术馆。”的模式，而在他看来，这其实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色。
其实，画院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画院自身的发展开始面临新的挑战。约十年前，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不少文化事业单位从此走上了自生自灭之路，而一些画院的人员也面临着分流改制的窘境。
作为一个周总理口中的“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艺术创作不断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画院在新时期的功能也需要调整。而当下各个地方出现的美术馆与画院合并的现象，则可以看作调整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的利弊互存。河北省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王国明谈道：“合并首先带来的文化系统机构的精简，这是国家政策一个大的导向;其次在人员编制上也得到了控制，因为从地方画院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人员编制应该不会再扩大了。”
“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凸显出现。由于编制的限制，人员的引进会变得更困难，这就变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局面，优秀的人才进不来，文化事业的发展便会遭遇最重要的障碍。”一位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吐露了心声。由于人手的缺乏，他们常常感到美术馆的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不过，合并的另外一个优点在王国明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有利于统筹两者的资源来进行一些重要艺术题材的创作及展览。比如今年政府会组织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主题活动。如果两个系统不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人为的消耗许多的公共资源去协调一些关系。假如画院组织创作，要用美术馆的场地就要协调展期的问题。而在一起之后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宁夏美术馆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它们的展览基本都是由画院来组织筹办的。比如它们筹办的“中阿博览会”，在发挥自身画院的画家创作优势的同时，也会邀请一些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到宁夏进行创作。之后再通过展览的方式将成果展示出来，比较好地发挥了两个平台的作用。
目前来看，虽然在合并之后难免造成人员臃肿的情况，但这似乎不会激发非常直接的矛盾。“因为平常就是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交集并不多。而就具体的经费而言，首先人员的工资是由国家统一发给，不存在谁挤占谁;而举办活动的事业经费，则是通过提前申请，审批下来之后才能去做，所以也不会存在经费支出上的问题。”王国明谈到。
画院：能否发挥其社会作用才是核心问题
对于当下地方画院与美术馆合并的现象。陈履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道：“我认为无论是画院办美术馆，还是美术馆办画院，都是在目前中国特色体制下的不同方式而已，在全国可以有多种的尝试。”
至于这种合并的现象该如何评价，陈履生认为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这种尝试是基于各个省市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一种管理模式，我认为不用去追求统一，因为每个省有每个省的特点和文化基础，其发展中自身的问题，自身的需求都不同，所以在中国各个地方有很多方式，我认为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尝试一段时间再来总结利弊的问题。”
而对于画院与美术馆合并可能导致的问题，陈履生非常直接地指了出来：“目前来看，许多的画院办美术馆，并不是要办一个公益性的美术馆，而是办一个服务画院的美术馆，使画院的画家有展示的场所，展览的机会，甚至做成像画廊一样;而美术馆“办画院”，一方面是养画家，另一方面为了更方便联系画家。由于中国的美术馆绝大多数是一种展览馆形态的美术馆。所以服务于画家办一些展览也是可以理解，这也是中国特色。”
“随着改革的升华，画院问题、美术馆问题，还有其他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它们是否能够承担公益型机构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也是要通过实践去研究的，因为每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公众对于这些文化事业单位的需求也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时期。至于画院与美术馆的合并，我认为谁依附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单位能否发挥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在陈履生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才能搞清楚为什么要办美术馆，为什么办画院，以及如何办美术馆，如何办画院的疑问。
用陈履生的话来说，“中国地大物博，各有各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当下地方出现的画院与美术馆结合的现象来看。由于国家在体制上的缩编，画院人才只退不进，这是否会导致部分地方画院的消失目前还不得而知;而画院办美术馆的方式是否能够为画院的改革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似乎也有待时间的考证。
（以上来源：雅昌艺术网）
【数据分析】
中国国家画院的建设近年来风生水起，从“打造美术国家形象”出发，其在人事、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探索，已形成“一部、八院、五个中心、十个基地”的全新格局，成为一个以创作、研究为中心，集展览交流、收藏陈列、教学培训、宣传出版等多种功能为一体，专业齐全、设置完备的新型画院。但地方画院是否也应该走这样一条“大而全”的发展之路呢？“千万不可，画院发展应该‘和而不同’，地方画院应该百花齐放，发挥各自优势，突出自身特点。国家画院有其特殊之处，但并不是所有画院都要做成‘大而全’，凡是‘大而全’就有可能滥竽充数。”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近年来，国有画院一直在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着改革和实践，一方面，画院是“体现国家意志”“完成国家任务”不可替代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它的定位、职能、体制和机制等也不断受到诘问和考验。国有画院还存在队伍老化、体制僵化、管理弱化、影响力减弱等现实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发挥画院在国家和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仍是摆在画院门前的一大难题。目前来看，我国省级以上的公办画院基本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很多画院面临着由“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转变为“二类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窘境，还有的画院面临着被迫取消的危险。
“画院事业的发展前途不是简单地取消画院，不是不加区别地推向市场，而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转变机制，求得更好的发展。”安徽省书画院院长刘廷龙说，画院的文化积淀、学术高度和社会贡献是其他艺术群体所不能替代的，如果没有中国的画院体制，国家文化意志的艺术表现力将难以完整呈现，优秀的民族文化难以得到系统传承。
经过前几年的躁动和迷茫，目前画院的发展已有很大进步，也越来越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应该画什么、为谁画的问题，画家们也都安静下来，审视自己。“在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画院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功能，除了创作、研究、收藏、教育、培训之外，要着重研究画院对社会的责任以及美术的社会贡献力。画院要引进竞争机制，用创作、研究的项目管理调动画家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成果、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董继宁说。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表示：“画院的发展应该坚持两点，一是画院的公益性质坚决不能动摇，二是画院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创新坚决不能懈怠。唯有如此，才可能在今天新的历史形势下，更多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从而体现画院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