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控制资本 资本壮大传媒：浙报传媒上市三年的实践与探索
浙报传媒于2011年9月29日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也是浙江省第一家上市的国有文化集团。
上市三年来，浙报传媒紧紧抓住并利用好上市这一重要机遇，严格按照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要求，秉承“传媒控制资本，资本壮大传媒”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从传统媒体向现代传媒集团的战略转型。围绕以用户为核心的“构建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的战略目标，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部创新活力，以资本的力量壮大传媒实力，抢占互联网主阵地，努力构建新闻传媒、数字娱乐、智慧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3+1平台”大传媒产业格局，努力使浙报传媒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传媒上市公司。
抢抓机遇搭建资本平台，推动传媒产业创新转型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重大变革特别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内传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报业生态环境所遭遇的竞争之激烈、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作为一家省级党报集团，如何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抢占互联网舆论新兴阵地，全面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和科学发展能力，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面临的首要课题。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媒体经营性资产上市，成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应对传媒格局变化、建设国内一流党报集团的必然选择。
2010年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符合条件的传媒文化企业上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抓住机遇启动借壳上市计划，通过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下属报刊传媒类经营性资产整体置入上市公司白猫股份，借力资本平台，为企业在高度竞争的互联网和市场竞争领域争取到了资源整合的主动权。
自2010年10月借壳计划正式启动，到2011年5月获证监会重组委有条件通过，至2011年9月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历时仅仅一年时间。浙报传媒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上市工作，创造了令业内和中介机构惊叹的资本市场的“浙报速度”，得益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良好的体制基础、经营基础、财务基础、团队基础，得益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上下一心的高度共识和全力投入；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来自中央及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指导，得到了来自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确保了上市各项工作环环相扣、顺利推进。
浙报传媒的成功上市，不仅有利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控制力，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体制机制和发展平台优势。上市后，浙报传媒以打造中国资本市场最优秀的传媒公司为目标，以上市形成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司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新闻传媒平台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加快经营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进一步依托和提升主流媒体品牌影响力，深耕本土市场，挖掘价值链，延伸产业链，积极开辟媒体经营新增长点。传媒各业务板块克服全行业滑坡的巨大挑战和困难，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逆势增长。2011年至2013年，重组置入资产净利润分别达到2.1亿元、2.4亿元和2.6亿元，三年承诺利润实现率分别达到109.04%、111.80%和107.83%。这三年传媒主业经营的稳定和增长，难能可贵，不仅为资本市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为公司和集团转型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同时，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良好的发展平台，加快产业并购拓展和传媒文化产业投资，取得良好收益和市场反响。经过三年努力，浙报传媒现拥有23家一级子公司，负责运营超过35家媒体，拥有600万读者用户和4000多万的互联网活跃用户。浙报传媒整体经营业绩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3年，浙报传媒营业总收入23.56亿元，净利润4.12亿元，分别比2011年上市当年增长70.60%、85.59%，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浙报传媒。通过非公发行和转增，浙报传媒总股本从4.3亿股扩展到11.88亿股,公司市值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恢复上市首日的52亿元，提升到目前的200亿元市值，在2013年9月25日，一度突破300亿元，位居上海、深圳两市传媒板块前列。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浙报传媒坚持回报股东，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成果。上市首年即将现金分红每年不低于年度可分配利润20%的条款写入公司章程，2011年至2013年，三年连续现金分红，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分别达到2元、2.5元和3.5元，占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分别达到39%、67%、51%，累计分红达4.42亿元。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着力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
作为国内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始终不忘作为一家党报集团和传媒上市公司的政治使命，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浙报传媒上市之初，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制衡机制，保证公司的良性运行，夯实竞争力，取信于投资者。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重大事项股东大会均开放网络投票，充分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公司严格执行独立董事制度，9名董事中有独立董事4名，对于重大决策独立董事均事前审核并发表明确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担任，对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管控，确保决策的独立合法。公司监事会积极参与营运，发挥监管职能，通过选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使职工以法定的形式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监督，在涉及职工经济利益的决策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市以来，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10 次，召开董事会25次、监事会20次。
同时，按照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公司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建设。至今已修订30余项内部控制制度和40多个有关规范子公司运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文件。2012年初，浙报传媒成立了以董事长为主任委员的内控委员会，抽调专人成立内控工作小组，组织编制了涵盖公司管理、业务运营各个方面的简明、实用、具有浙报传媒特色的6万字的《内部控制手册》，对各公司内部控制现状进行了梳理，把合规经营、规范运作的理念传递给各公司和每个员工。
2011年12月，公司荣获上交所评选的“2011年度典型并购重组案例奖提名”； 2012年5月，“浙报传媒成功上市”项目荣获中国报业协会颁发的唯一的“创新成果特等奖”；在中国证监会2012年开展的上市公司年报工作现场检查中，浙报传媒的规范治理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肯定；2013年6月，公司入选上证公司治理指数样本股；2013年12月，入选上证180指数样本股。2013年，公司董事会秘书荣获浙江证监局评选的“优秀董秘”；2014年6月，公司入选沪深300指数样本股。这些荣誉的取得，也充分体现了监管机构与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工作的肯定。
浙报传媒上市三年的成功实践和探索，进一步坚定了其发展信心和发展方向。特别是中央提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自国家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以来，报业迎来的最直接、也是最好的战略机遇，蕴涵着巨大的政策、行业和产业机会，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改革自信、融合自信和发展自信。
浙报传媒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进一步顺应互联网和传媒格局新变化，继续借力资本平台，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由读者向用户转变，由大众化传播向分众化传播的转变，由提供单一的新闻资讯向以提供新闻资讯为核心的综合文化服务转变。到2015年，实现固定活跃用户5000万，全面构建新闻传媒、数字娱乐、智慧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3+1平台”大传媒产业格局，初步实现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的基本架构，以服务集聚用户、以新闻传播价值，积极探索和实践融媒体时代“新闻＋服务”的新商业模式。
（以上来源：人民网）
中南传媒：借力资本市场，撬动产业转型
2010年10月28日登陆上海A股市场，公开发行股票3.98亿股，募集资金42.43亿元。作为国内第一只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中南传媒以“多介质、全流程”的独特业态，创造了中国出版传媒行业改制上市的标准模式。
夯实传统产业
2010年10月28日登陆上海A股市场，公开发行股票3.98亿股，募集资金42.43亿元。作为国内第一只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中南传媒以“多介质、全流程”的独特业态，创造了中国出版传媒行业改制上市的标准模式。
中南传媒的上市，实现了传统出版传媒产业与现代资本市场的成功对接。上市后的中南传媒，以二次创业为契机，高标准启动了传统业态改造，作为湖南省唯一负责全省中小学教材出版印制管理工作的单位和省内外教材出版社中小学教材业务在湖南的总代理，中南传媒受益于教材教辅市场洗牌，出版发行业务稳定增长。
湘版教材立足省内，全国发力，在省外渗透力度不断加大，在教材教辅市场领域也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公司在安徽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图书采购项目中中标4006.37万元，取得了省外市场的重大突破。对传统出版社，公司通过划小盈利核算单元，以优势图书板块为依托，组建责权利统一的事业部，从机制上激发内容创造活力，提升优势产品竞争力。2012年上半年，中南传媒的图书出版品种同比增长17.68%，市场动销品种同比增长17.5%。
中南传媒的发行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发行、图书批发和零售，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现代发行体系是其一个重要的战略板块，同时也是利润贡献大户，而对印刷企业，公司正加快推进由强势书刊印刷向商业印刷、个性印刷扩张，由传统工艺印刷向绿色生态印刷转型。
为数媒时代蓄势
早晨醒来，打开窗户和iPad——越来越多的城市年轻人开始以此迎接一个数字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给传统的出版传媒行业带来极大的冲击。上市后的中南传媒紧跟数字技术变革的基本方向，公司对数媒产业的前瞻性的布局也已全面展开。
自2010年上市以来，中南传媒与日本角川集团战略合作成功“落地”，组建了广州天闻角川动漫公司。2011年，中南传媒又以资本为杠杆，与华为技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增资重组天闻数媒，并利用华为遍布全球的运营商通道，着力打造一个数字资源全屏营销传播运营平台。2012年7月，中南传媒与腾讯网合作推出的大湘网正式上线。这是国内出版巨头“中南传媒”积极实施战略转型，向新媒体领域发力的力证。
作为国内数字出版战略布局最早、推进力度最大的传统出版企业，中南传媒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步显现。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开发的电子书包产品未来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大湘网开通不到一个月，日点击量就超过一千万，经营业务日益活跃。
出版传媒行业是技术推动型产业，技术的革新推动着出版传媒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认为，未来5至10年，作为传统出版传媒行业的龙头企业，多年的平台建设已经积蓄了巨大动能，公司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运用资本的力量去推动数字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面向未来积极并购
当前，出版传媒业内对优质资源的争夺已日趋白热化，资源向媒介形态先进、资本平台优越、创意人才集聚之地流动的特征日益明显，出版行业已进入了“跨区域、跨行业、跨国界”的重组整合期。中南传媒的上市，为公司借力资本手段，利用募投资金实施并购重组和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坚持出版产业链价值增值的“内涵式增长”的同时，中南传媒积极实施“外延式扩张”，高速度推进以并购重组为路径的产业扩张。除在新媒体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外，传统产业的并购则以优质出版资源和媒介资源为目标。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兼并、收购等多种手段，目前中南传媒已实现与数家优秀民营企业和知名策划人的合作，进一步增强内容原创能力。
众所周知，国外的大多数传媒巨头，包括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等，大多都是从传统出版领域出身，然后一步步通过并购进入其他传媒领域，从而做大做强的。在强烈的并购、扩张预期下，未来中南传媒将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其“传媒英雄”的版图，亦让市场充满期待。
（以上来源：潇湘晨报）
传媒与资本需要相向而行
在传统媒体一片唱衰声中，资本市场的传媒热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媒体的价值。传媒资源的价值变现，成为未来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最大的价值成长空间。用资本而不为资本所用，即所谓“传媒控制资本、资本壮大传媒”的愿景，的确是传媒业者的追求方向。由上世纪末的传媒走向资本，到近年来的资本走向传媒，再到如今传媒与资本“联姻”，更加呈现出某种相向而行的特征。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资本的进入必然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政策和管理问题，传媒的公益目标和营利目标的协调往往成为两难的选择，这种矛盾性还直接体现在传媒的二元组织结构上。
近期国内行业外资本频频出手，传媒业一时再成市场热点。资本为何青睐传媒业？对身处发展困境中的传统媒体，资本伸来的是雪中送炭、爱意浓浓的“援手”，还是乘人之危、图谋不轨的“黑手”？传媒业应如何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趋利避害？传媒与资本如何相向而行“携手”成长？
是传媒走向资本还是资本走向传媒？
最近，阿里联手中国建材等三家企业组成财团，以5亿人民币投资21世纪传媒；而之前，爆出复星国际欲以2.5亿美元收购《福布斯》传媒；稍早前则有万达证实投资华夏时报的消息；弘毅资本、泛海集团、腾讯乃至国家电网在传媒资本市场也是身影频现。
传媒与资本“牵手”正是由市场化进程中传媒迈向资本市场开始的。上世纪末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就不乏第一批吃螃蟹者。成都商报“变身”博瑞传播，借壳四川电器上市，通过持续置出制造业资产，终将主业转为广告、发行、印刷等传媒业务。“买壳”成为产权收购的“中国现象”。而更具典型意义的是1999年在深交所IPO的电广传媒，是我国第一只涵盖广告、节目、传输业务的传媒类股票。
当时，国内传媒业者才刚刚开始警醒：传统媒体坐享超额利润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传媒走向资本市场的原动力，恐怕也在于此。无论是传媒走向资本，还是资本走向传媒，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既是传媒业市场化必然趋势，也是资本寻求利润增长空间的必然要求。
十多年后的今天，从《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到去年的《华盛顿邮报》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出售，传统报业哀鸿一片。在中国，《好运MONEY+》《他生活hislife》《万象》停刊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以来，《新闻晚报》的停刊以及接下来不少于5份报纸的关并，引发广泛关注。
相比之下，国内资本市场对于传媒业的估值颇为乐观。截至2014年6月底，中信传媒指数今年以来上涨近5成，在一级行业指数中排名第一，超过第二名国防军工指数近10个百分点。
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传媒业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速，投资界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有三方面的因素将进一步提升传媒业投资价值：
1.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被分解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在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传媒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伴随四者的均衡提升将迎来大发展。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形成文化消费的强大需求，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第三产业将占GDP总量的40％左右。作为一个起步较晚、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的行业，传媒业具有极大的成长性。
2.传媒文化体制改革。传媒业本身所拥有的政治属性，使得我国传媒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区域、行业内部细分，行业间各自相对独立。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的政策导向使传媒文化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我国将实行分类管制政策，在市场竞争中促进公平行业环境，随之将会有跨媒体、跨区域的传媒企业集团产生，而资本市场将为此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表明，在政策与事件预期的叠加下，传媒转型价值股的投资价值逐步显现。
3.技术进步与革新。技术革新无时不在推动产业发展进步，而应用新传播技术实现融合发展，成为传媒业的共识。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传媒业正处于消费周期和媒介技术周期双重叠的初期，其新兴行业性质和龙头公司崛起的确定性不断得到验证，是市场产生估值溢价的重要因素。尽管传统媒体的转型还需要探索，从发展趋势看，新技术将进一步扩大传媒产业规模，在庞大的产业链下，不少传媒公司将从中受益。
而从近期来看，传媒业资本运作明显提速，还由于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文化传媒业给予人们“口红效应”的联想；财力雄厚的互联网企业试图弥补内容生产的短板，传统媒体试图自救于困局，对业外资本采取前所未有主动迎合的积极姿态等因素，也推进了财团资本加快入股传媒。
传媒影响力与资源价值变现
在行业走势判断上，资本与传媒似乎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悲观还是乐观？现行传媒投资价值评价体系能否准确反映传媒业的价值？
投资价值分析是国际投融资领域确定项目投资与否的重要依据，主要对项目背景、宏观环境、微观环境、相关产业、地理位置、资源和能力、SWOT、市场详细情况、销售策略、财务详细评价、项目价值估算等进行分析研究，反映项目各项经济指标，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国内比较评选指标一般包括：社会公信力、核心管理团队、市场运作机制、媒体传播方式、垄断资源、品牌知名度、财务运行状况、目标受众市场、管理团队与投资方关系8个方面。然而传媒业的某些特性，往往湮没其中。
无论是媒体从业者，还是关注这一领域的投资人，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传统的传播方式会日渐式微，传统媒体价值在哪里？读者对高质量的及时信息的需要始终存在，内容是最终的资源。传播方式是渠道，始终还是内容为王，目前情况下传统媒体仍是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新传播技术带来了很多新的载体，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是最终赢家，答案还是“回归内容”，而专业媒体的不少功能，诸多自媒体难以企及。不管新媒体渠道如何发展和多元，受众永远有深度阅读或观看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也是可能的，因为新媒体渠道也需要内容，但前提是传统媒体必须以受众为中心组织生产。
传媒经济是影响力经济，广告商购买版面、时段，实际上买的是关注于这些版面、时段的受众注意力。然而，发行量、收视率并不能简单地与广告价值画等号，传媒的效用必须通过其所影响的人群才得以实现，这种对于人群的影响力是传媒的核心价值所在。与传媒影响力相对应的则是特定的受众人群，进而通过多级传播扩大这种影响力。所谓的主流媒体，正是由于其吸聚了具有较高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话语权的受众，因而可以产生更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由此，主流媒体的价值因其影响力得到凸显。在资本进入传媒业最初“掐嫩头”时代，只要有刊号就行。如今刊号没了价值，但话语权有价值，判断力有价值，品牌有价值，影响力有价值，公信力有价值，思想有价值，关键是传统媒体是否真的做到了拥有这些价值。
当传统媒体一片唱衰声中，资本市场的传媒热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媒体的价值。不妨从三方面来看：
1.传播价值：虽然当下的单一媒介传播受众数量在减少，然而全媒体环境下，其传播受众群体的叠加效应明显，而其专业性优质内容生产能力的继续保持，是其影响力保持的根基。通过个性化的舆情产品、专业的数据库服务、区域化本地化的原发新闻，以及权威的解读等方式，继续为传媒的影响力提供保证。
2.广告价值：传统媒体广告价值日渐降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方面传统媒体继续通过发挥其广播性广告的功能，另一方面利用长期积淀的忠实受众群，发挥“入口”作用，导向相关的新媒体和社会化媒体渠道，形成窄播市场的影响力和能力。
3.资源价值：传媒活动使得其拥有了与社会各种人群和组织进行深度互动交流的机会，拥有了其它行业所不具备的社会各行各业的资源储备，对于社会资源的使用技能也相对较高。服务政府喉舌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资源，服务商业企业所拥有的商业资源，服务大众和各种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人脉资源，以及媒体公信力资源和媒体品牌资源，都成为其实现产业转型的基础资源储备。
这些资源的价值变现，成为未来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最大的价值成长空间。拥有政治资源的媒体，通过获得政府的补贴，获得文化地产的开发运营权，获得区域垂直细分媒体的整合和运营权等取得收益，实现其政治资源的变现；而拥有受众资源的多数财经类垂直媒体，可以通过直接面向用户的信息收费服务等模式，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而拥有商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一些媒体，则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介入商业企业的外包业务、文化业务，或者实现媒体企业的融资上市，最终通过资本运作模式实现企业的发展转机，亦是对于媒体资源价值的最大限度利用。
（以上来源：中国报业）
【数据分析】
中国媒体自信增强与优势企业公共性增强，这种几乎同时发生的“双向增强”是一项大事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体现。这一轮资本与传媒双向进入的潮流，其本质动力是对媒体融合时代新主流媒体的寻找与确认，是国家传媒软实力寻找全新的表达载体与表达方式。所有的跨越都直奔“新主流”而去，“新主流”既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最高成就，也是媒体多元投资的最佳标杆。
然而，毋庸讳言，在发展观念、政策引导等方面，还有诸多门槛需要跨越。目前的所有投入都是试错过程，是勇敢者“吃螃蟹”的小品。
首先是传媒行业本身的门槛。这个门槛跨越之难，就难在行业本身还在重组之中，缺乏相应的投资规范。一是网络技术推动成为媒体行业发展最为明显的特征，网络技术恰好又是变化最为迅速的技术，移动客户端让门户老去，微信公众号使得微博失分。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此言不虚。技术变化之迅速，连那些始终在网络媒体潮头的新媒体企业都难以招架，何况匆忙上阵应战的传统媒体。二是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依然处在散离状态，按照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则、各自评价标准分头运行，行业鸿沟难以跨越，融合发展处在探索阶段，缺乏清晰的投资标准和稳定的盈利预期。
眼下，中国传媒行业就好比一个万马奔腾的大赛场，到处生机勃勃，也到处尘土飞扬。只有那些胆大心细、技艺高超同时兼具理想气质、富有献身情怀的投资高手，方才敢于上下其手。细究之下，没有人敢轻易冒险。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动用的是个人资金而不是企业资金，是国外投资商给我们的一个生动提示。
其次是盈利模式的门槛。渠道为王、产品为王、关系为王、内容为王，各种说法各执一词，各自都能找出一堆颇具说服力的理由。传统媒体的版面进入价值衰减的通道，多年积淀的品牌价值尚待创新发现，新兴媒体究竟是靠付费墙、增值服务，还是靠流量加广告获得投资回报，是一个答案叵测的未知数。
仅就报业而言，世界报业协会去年6月9日发布的《世界报业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报纸印刷版广告2013年同比下降6%，在5年内下降了13%。而报纸的数字广告在2013年增加11%，在5年内上升了47%。尽管数字广告在持续增长，但它仍然只占报纸整体收入很小一部分，2013年全球范围内93%的报纸收入依旧来自印刷版。
这项统计也带来了好消息：全球报业的数字发行付费趋势正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公众逐渐理解并开始为数字平台上的报纸内容付费。与前一年相比，数字付费发行量增加了60%，在过去5年里上涨了20倍。
与盈利模式相关的是发展方式的门槛。国际传媒可分为官办媒体、财团办媒体、公共资金办媒体、民办公助办媒体等几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主流方式。就总体实力而言，财团办媒体占绝对优势，以欧美媒体最为突出。新中国媒体大多来自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事物。在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财团的身姿若隐若现，但从媒体意识形态管理上考量，这种发展方式还是难以痛痛快快地释放其张力。
最大的门槛还是意识形态管理。媒体的产业属性与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究竟如何区分，意识形态管理、新闻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三者之间究竟怎样有机融合，还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媒体市场化是否会伤害新闻公正，媒体是否对投资商俯首帖耳，资本本性会不会扭曲新闻的公共价值，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一些新锐的媒体集团开始尝试破冰之道，比如，有媒体在研究利用“特殊管理股”股权来捍卫媒体话语权，研究建立“混合所有制下的黄金股”制度来捍卫传媒的主流价值。这就好比美国资本市场上的AB股制度，B股的分红权利与A股相当，但投票权数倍于A股。这些尝试可能符合国有媒体国有控制的大前提，不管是否成功，都将为传媒业投资发展积累经验。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