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崔永元本人不任职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体是一栋四层小楼，前身是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内设八个展馆，主要分布在二、三层，四层则是资料室，“口述历史”团队在那里按照分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早先的采访中，崔永元的助理穆雪峰告知记者，崔永元本人与研究中心“没什么关系”，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询问了刘英力。刘英力称，这个“没关系”指的是崔永元本人不在研究中心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具体包括中心的采访方向与内容，都需要与其协商，包括展馆的设置，也多来自崔永元的创意。
不挂职并不等于“不管事”。每年，研究中心要做项目计划书报给崔永元，由他来定大的采访方向，具体工作细节私下交流，而对采访项目计划的内容、流程的判断，则需要“永源公益基金会”的十个理事投票表决，“之前没有这个机构设置时，是崔老师个人决定，但此后会愈加向公开透明转变，会做得很规范。”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已经对学生开放的展馆集中在整个研究中心的二层与三层，目前还处在试运行阶段。其中各类新闻中提到频率很高的“电影传奇馆”资料开始收集的时间非常早，包括早年间的放映机、著名演员周璇使用过的胭脂盒等等。
运转：维持机构运转资金来自基金会及学校经费
在研究中心，其中有两个展馆略微与众不同。一个是人物馆，名字取作“艺术·家”，陈列着七位已过世著名导演的部分遗物，如陈鲤庭、汤晓丹等人。一进门的右手边便是一个大的投影墙，播放总结诸位导演一生成就的影片片段。每位导演的专属区域内，有的尽力复原其生前生活场景，有些则摆放手稿、资料，而这些物品 均来自家人的捐献，“这个馆是比较特殊的，出于对原件保护的考虑，不打算开辟为自习室，还有一些物品因为数量、空间的限制，未能全部展示。”
至于连环画馆，则陈设了崔永元个人收藏的一些连环画，有新近出版物，也有上个世纪泛黄的“小人书”，均由崔永元本人出资购买，此外还有一些艺术家专门所作的赠品。
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布置、人数众多的采访队伍……很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机构如何维持正常运转，资金来源等问题。
刘英力坦率地表示，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即崔永元的永源公益基金会及中国传媒大学提供的经费，“崔老师是基金会的发起人，他肯定会捐赠的。我们每年也有预算式的募款，到年底会给出采访计划及预算，基金会按照这个去募捐，这些都有严格的管理流程和操作明细。”
陈设：大部分展品由崔永元个人筹集 团队主业是“口述历史”
在整个“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布置中，展馆所在的四层小楼，亦即中国传媒大学原来的老图书馆，只是研究中心的一部分。刘英力说，整个研究中心面积约八千平米，后面还有一个书库，研究中心的大部分资料都存放在内。
“展品大致有三十万件，大部分由崔永元个人出钱筹集；‘口述历史’采访工作是由永源公益基金支持，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刘英力笑着表示，整个团队的主业是“口述历史”的工作，并非各个展馆，“未来可能会融合得比较好一些，一楼在布置的口述历史馆就是一个实践。”
早在崔永元开始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时候，便有人质疑，“口述历史”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的真实，在研究中心成立后，这种声音也没有消失。刘英力说，在采访中，叙述者一般会带有个人色彩，讲述中会附上主观愿望和立场，视角不同看待同一件事情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
“就好比读者会认为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别人眼中、描述的也会与实事有差距。”刘英力认为，口述历史只认为它能够接近真实，“我们能够保证的是，我们所做的‘采访’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
设想：布置“口述历史馆” 可公开资料未来实现数字化
崔永元团队“口述历史”的工作实际早在2002年便已经展开了。刘英力也是团队成员之一，他透露，那时是基于做《电影传奇》这个节目，接触到不少老电影人，得到与“口述历史”相近的资料。而崔永元本人则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便已经接触到“口述历史”，只是当时没有花心思去做。
直到2012年，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定为学校的二级机构，整个团队全部并入该中心，大概有60个人，分为采访组、资料整理组、技术团队、项目管理后勤四大类。其中采访组人数最多，约20人，采访项目则遍及抗战老兵、电影人、外交官、知青等领域，至今已经采访四千多人次。
虽然还未能全部开放，但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团队已对研究中心未来的工作设想做出一些规划。刘英力介绍，一楼则有正在布置的“口述历史馆”，在不久的将来会将团队已经采访到的、可以公开的资料做成影像，学生可以查阅，包括视频、图片等。
“我们研究中心的设计理念是‘朝馆夕室’，白天展示陈列物品，晚上提供场地让学生们上自习。”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刘英力说，他们打算设计导览讲解系统，同时已有的可以公开的口述历史资料会在以后全部数字化，并制作检索系统，能够公开查阅，“现在还在初步设计阶段，并未实施。至于原件，可能会对研究者公开一些，也要经过专门的申请流程。”
出于对陈列物品保护的考虑，研究中心也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刘英力表示，配展柜便是措施之一，未来保护措施还会继续完善，“为了充分展示搜集成果，我们还计划展馆内的物品半年或三个月换展一次。”
（以上来源：中华新闻网，内容略有删减）
口述历史:留住民族的记忆
“了解历史，我们才知道从哪里来，应该去向哪里。我常想，把口述历史这件事做好，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把前面的历史都了解清楚了，他们一定会少走弯路。”
2004年4月的一天，一个名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出现在中国观众的眼前。同时担任节目制片人、主持人和主要演员的“老电影爱好者”崔永元，让这个节目迅速火了起来。然而这个关于电影的电视节目，最终走向了很多人无法预料的“剧情”：从电视采访变成史料收集，从做节目走到了“口述历史”。
早在节目开播前的2002年，在对电影人的采访过程中，崔永元发现“电影史其实就是社会史，如果我们把中国电影史弄清楚了，就等于读懂了那段中国历史。”自那开始，他先后到美国、日本等地参观考察，发现这些国家保存了我国众多罕见历史人物的口述史及大量影像资料，此外还保存有与中国有关的，包括地质资源、铁路交通、历史文化、流行文化、民俗变迁等大量史料文献，而在国内，这一切还大多空白。他深感使命重大，开始奔走呼吁，以一己之力开始进行口述历史史料收集、整理、保护。
2013年6月25日，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获准成立，口述历史项目是基金会目前最大的项目之一。基金会的公益资助计划中，一面是与时间赛跑，资助国内已有的专业机构和专业团队，进行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抢救性采集、整理、保护;一面是支持普通人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家族、家园历史，推动公众对口述历史的认知及价值理解。
他们希望，未来能让这些口述史料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能供公众研究查阅，让人民记忆能永久保存传承。
愿望是美好的，道路不是没有困难。
困境一，缺乏学术学科指导。当崔永元决定做口述历史的时候，他发现，口述历史是门完整的学术体系，是门科学，而中国在此领域，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操作规范，近乎空白。
困境二，社会资源长期、系统地投入不足。口述历史是个国家记忆，所面对的是个浩瀚繁杂的近百年历史有机体，若要建立中国国家历史记忆中心，没有社会多元力量介入，以客观视角、长期、系统、庞大财力物力的投入，是很难维系并产生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困境三，口述历史生态体系不完善。口述历史若得以健康发展，需要内生或营造一个生态链，包括学术学科及人才培养、收集保护、研究发掘、社会性专题传播等;目前仅仅开始了收集保护，且同行者寥寥。
困境四，大众观念对口述历史公益的影响。人们总是青睐于易于感动、容易看到效果的社会公益，但对口述历史，能认识其独特社会价值并能给予捐赠支持的人非常少。
当然，面对挑战而行，挑战也可以成为动力。
2014年10月，口述历史项目发起“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 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善于接受和尝试新事物，蕴藏着传承与传播的巨大热情。该计划希望通过富有情感、饶有趣味的系列活动，将“口述历史”的概念传导给大学生群体，让其学会运用“口述历史”影像采集方法，与父辈们进行面对面沟通，听父辈讲述在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时期中的亲身经历，由此形成一份“家族记忆”。
（以上来源：公益时报，记者：张雪弢，内容略有删减）
崔永元：我愿意下半辈子扎入其中
2001年的中国，口述历史乏人问津。
崔永元到了美国，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在南非，口述历史中心被称为“人民记忆中心”，这让他为之动容；而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地区口述历史中心收集的中国部分，远比国内存有的资料丰富完整。
“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得这件事丢人呢？”
在崔永元看来，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甚至鸡毛蒜皮的。
“一个人的离开，就意味着百年后的历史少了那么一个纬度”
越来越多的老人走到了镜头前，民族记忆的拼凑版图越来越壮大。
然而崔永元的团队却一点不敢“怠慢”，他们往往在和老人的生命赛跑，团队曾经连续多天每天4小时采访谢晋，然而就在采访后的第15天，谢晋走完了充满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11年间，4000名采访者中有1000多位陆续去世，他们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有些人还没赶上采访，就已经去了。
“做口述历史和电视节目不同，做电视这个嘉宾不来，咱就换一个，而这些老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纬度”。
崔永元团队的记者们在采访时要时刻关注着受访者的精神状态，今天累了立马停，明天继续。时间长了，老人成了团队成员挂念的老者，他们病了记者们会去探望，甚至家里的窗帘沙发坏了，记者们也会充当维修工，有时在老人家拍摄时间长了，他们还交了电费。
然而让这些老者走到镜头面前回忆历史，并非易事。
有些老人怀疑记者的“居心”，他们不愿冒险“出卖”自己珍贵的记忆，宁愿将秘密带进坟墓，有些人愿意和记者随时聊天，但始终不愿意面对镜头，记者们要做的就是和老人交心，他们经常这样说：“我们拍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拍下来留给后人，留个历史。”
绝大部分老者被说服了。
2012年2月，崔永元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达成协议，用后者提供的8000平方米独立大楼，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历史博物馆”。如今，崔永元的口述团队已持续收集包括战争、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六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足迹遍布全球大部分地区，收集了超过300万分钟以上有价值的口述历史影像，30万件稀有历史实物。
“现在我有4000个参照，你随便从里面抽出来都是九死一生，哪轮得上你焦虑呢。”崔永元说。
11年间，口述历史团队花掉了两亿，大部分是十几个大户倾囊相助，但投入和产出远不成正比。
2002年，崔永元曾经想当然出门吆喝“口述历史”，在他心里这类片子肯定比电视剧赚钱，然而电视台这样回复他——纪录片500一集，小崔做的就1500元吧。
300万分钟的口述资料，只有极少素材做成了纪录片并且广为人知，比如《我的抗战》《我的长征》《我的祖国》。而绝大部分素材，束之高阁为后人享用。
这也是崔永元最怕公众误解口述历史的地方，“口述历史不只是纪录片，它是世界各国广为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学科、方法，有教材、执行手册。”
最困难时，团队曾经四个月发不出工资，有一部分人开始不理解他，甚至抱怨。于是2010年，崔永元决定对自己创建的公司分级，有专门做电影电视剧的公司，而清澈泉公司只做口述历史，所有员工自由选择。
崔永元很少对外界感叹筹资的艰辛，对于捐助者不计无底洞的无私帮助，崔永元心生感激，他很清楚这其中包含着对他的巨大信任，“他们知道我肯定会把钱都扔到口述历史里”。
也有人建议崔永元，握着这么多珍贵历史资料完全可以包装上市，卖个好价钱，而他认为像其他国家的口述历史资料大多是无偿使用，他也要在中国开这个公益先河，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历史博物馆，就承担这个使命。
2013年8月，由崔永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源公益基金成立，由企业家冯仑、江南春等担任理事，公益基金将把85%的基金用于口述历史相关工作，“我从一个公益慈善发烧友变身为专业人士了”。
基金会采取预算式筹款，预计两年后将建成整套的局域检索系统，并且面向公众开放，公众可在线查阅包括图片、视频、音频、文字在内的前期口述内容。该项资金将资助出版口述历史学术书籍，基金会还将为口述历史受访者设立紧急救助金。
“它(口述历史)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了。”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更接近”
越接近历史，崔永元越发现被掩盖的“真相”。
历史教科书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然而当崔永元的团队采访到了其中三位壮士后，才知道那天是为了对外壮大士气才谎报兵数，实际上连400人都不到。而“800壮士”如今只有一位还在世。
有人觉得崔永元想为历史“翻案”，他和他的团队经常要面对外界的一个质疑——你能保证你手中的口述历史就代表真相？
“我们做的是口述历史的奠基工作，是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资料，其实我觉得，一个用心的历史学者，把它们都结合起来研究出来的结论，有可能更靠近历史真相。没有什么历史真相，所谓的历史真相就是谁能更接近。”崔永元如是说。
所以他一直要求团队“绝对不准在片子里下结论，不准有华而不实的文艺腔，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然而这个规定实施起来，并非易事：“非常难，他们(团队成员)都是在传统历史教育下长大的一群人，如果不是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思考，很难做到平心静气地看待历史，理论上我们最后出来的片子也没有做到平心静气，现在我们已经停止做纪录片了，专心致志搜集口述历史资料，因为我觉得匆匆忙忙做出来结论是对后代不负责任。”
（以上来源：《求是》-《小康》杂志，内容略有删减）
【数据分析】
2002年，崔永元在做《电影传奇》时，逐渐研究并探索口述历史，并致力建立“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2010年8月，崔永元宣布从库里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制作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网络首播。崔永元为《我的抗战》总策划。2012年2月，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用以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2013年8月，由崔永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源公益基金成立，该项资金将资助出版口述历史学术书籍，基金会还将为口述历史受访者设立紧急救助金。2013年12月17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透露正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教授口述历史研究课程。
“口述历史”形式，是由历史的亲历者面对镜头，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为世界各国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之一。口述历史里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对于宏大历史叙述的补充与匡正。细节是历史，感受也是历史。尽管回忆难免带有个人的视角、生命的陈染、记忆的误差、甚至自我美化和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虚构，但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希望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样本，在场的人越多，对事件的描述就越全面、具体，有助于对历史的原貌进行判断。口述历史的作用体现在：一是可以弥补历史的空白和断层；二是可以丰富和完善现有馆藏；三是可以加强档案工作的对外交流。
口述历史的形式，是由历史的亲历者面对镜头，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而正是通过大量的亲历者的具体事例，可以让观众对那段历史的真相产生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建立口述历史博物馆，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当然非常好，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能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寻常百姓中，这也是记录这些历史的意义所在。在历史起承转合叙述中，个体的价值是非常容易被湮没，群体性生存状况如街头巷尾那些凡人琐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常常无暇顾及。但口述历史可以真实地记录并保持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俗、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信息。
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模式可以效仿的新兴专业，唯有崔永元式的公众人物内心文化驱动，才会有口述历史持续发展力。选择口述历史的崔永元也践行了公众人物的社会属性和公益性，勇于担当文化的使命，提升了自身价值。
当然，仅仅靠崔永元一人之力难以推动口述历史大车前行，因为口述历史研究涉及面广、资料琐碎、校对工作烦琐，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物力支撑。这就要更多的崔永元式的公众人物为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鼓与呼，同时也需要更多有识之士和志愿者热心支持、参与研究。期待崔永元转身能带来更多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图片、实物，给公众审视历史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价值。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