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音乐剧《元培校长》要用摇滚表现蔡元培
用摇滚来表现蔡元培？听起来就很酷。这就是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将要推出的原创音乐剧《元培校长》。
由北京大学出品，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制作的原创摇滚音乐剧《元培校长》于2014年11月28日至11月30日在民族剧院上演。这部筹划了两年之久的音乐剧最终选择了摇滚音乐作为载体，并启用了北大学生为主的演员班底来进行演绎。
事实上，剧目开始制作后，剧组内外普遍存在着对于摇滚音乐的表现形式是否会因较为前卫而招致反对的担忧。但是日前的试演后，摇滚元素的融入获得一片点赞。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将北大的故事用摇滚音乐的形式来呈现，这个创意本身就非常精彩。当学生们用青春的肢体语言表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令我感到热血沸腾。这样的舞台呈现，有新意，极具冲击力。”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教授认为，北京大学音乐剧研究中心用这样一种非常摩登、前卫的形式来塑造元培校长，能够贴近当下的青年。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看之前，我对于这部剧是有一个想象的。但看完之后，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又觉得是个好东西。“蔡元培这个人物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处在神坛上，现在我们用摇滚乐去表现这个神坛上的人物，这就是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展现。这种表演和音乐都是我未曾体验过的，一部作品不在你的意料之中，但同时又让你觉得好，那么基本上可以下一个结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音乐剧。”
剧中蔡元培的扮演者汤子星是北京大学2013级的音乐剧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已经是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演员的汤子星在谈到自己的角色时表示，在接下蔡元培先生的角色时心中充满了敬畏。但是在排练中他渐渐发现，如果仅仅是出于尊敬，对塑造蔡元培这样一个丰富的、多面的，甚至有一些矛盾的人物形象是完全不够的。于是他阅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不断地体会元培校长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心境，来完善自己的表演，力图真正地表现出元培校长那一颗自由的灵魂。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演员的身上。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辜鸿铭、徐悲鸿等，也都由北大音乐剧专业的研究生们饰演。大家纷纷表示，接下角色之后，不是去排练厅而是先去图书馆读书做功课，真是职业生涯中的头一遭。但正因为自己已经不只是一个演员，更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才更应当去充分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性格，认真揣摩，到演出时，才能不流于表面，而是真正演出人物的神髓，让观众能够进入情境，获得更好的观剧体验。
但是，《元培》导演、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中心主任周映辰教授强调，“这不是一部学生剧。”她说，在剧中担纲主演的演员们大多是来自北京大学音乐剧专业的研究生，但大多数都已经是行业中具备实力的演员，所以这部剧在演出质量上值得期待。她坦言，《元培校长》也不是一部观众想象中的主旋律作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五四’更有张力；在中国教育界，没有哪个人物，比元培校长影响深远。新文化运动时期本身就因为时代的变革和新旧文化的对撞而充满了戏剧冲突，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做出的剧，没有理由不好看。”
据介绍，首轮演出过后，《元培校长》计划于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2015年在全国的高校展开巡回演出。
采访《元培校长》导演周映辰：摇滚概念凸显五四精神
“星移斗换乾坤转，元培治校将百年，江山代有才俊出，思想风范久流传……”走进《元培校长》的排练现场，首先就被激昂的背景音乐和极富冲击力的舞蹈动作所震撼。这部摇滚音乐剧11月28日将在民族剧院首演，演员们还在进行最后的排练和调整。
作为导演，周映辰经历了《元培校长》从一个念头的迸发，到剧目即将首演的整个历程，感受不可谓不丰富，“别的作品都是一气呵成的，《元培校长》却一波三折，不过还好，到最后万般万般苦，还是觉得非常值得且感恩的，到最后还是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这种感觉真的尤其好”。
最早接触音乐剧是1997年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试验班的汇报演出，某个认识的女演员在舞台上所迸发的能量让周映辰为音乐剧着了迷；“在戏窝里长大”的成长经历又让她接受了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音乐的双重熏陶。“我们跟着西方的贝多芬、莫扎特拽了一百年，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东西呢？”一位老师的话让周映辰走上了民族音乐剧研究的道路，如今从《大红灯笼》到《曹雪芹》、再到《元培校长》，这条路已经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谈及出发时的梦想，周映辰说：“我对作品的要求就是不要重复在过去的教学中认知到的错误。目前国内的很多作品，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错误。我希望能够做出对得起我们职业定位的作品，如果能够像西方的音乐剧那样演上十年、二十年乃至不死，这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强。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戏可以一直这样演。”补充的一句证实了这仍旧是梦想，语气中透着无奈，或许也包含着期待。
用音乐剧表现蔡元培，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中华网文化：《元培校长》这一部音乐剧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契机选择执导这样一部作品？
周映辰：2010年我在《上海文学》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蔡元培的话剧本子，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青春的气息，而不是非常遥远的感觉。当时我就想我要做蔡元培的音乐剧，后来我跟很多人去聊这个想法，在想法的碰撞中我不断被鼓励。后来拿到了一些启动资金，我们在2012年3月开始写剧本，8月剧本就写好了。由于资金的问题，这个剧的制作周期有两年之久，但也正因为此，我们在今年5月的“中关村国际音乐剧节”上幸运地遇到了杰出的作曲家王宗贤，他是艾美奖的获得者，音乐大师。和他交流之后，这部剧才不断地丰满起来。他为这部剧也投入了很多精力。他认为，加入《元培校长》剧组，给《元培校长》作曲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
我为什么要选择元培先生作为主角？这个时代与元培校长那个时代其实是很相似的。元培校长当年遇到的问题，现在一样也不少，可能现在的困难比当年的困难还要大。所以这部戏虽然表现的是元培校长，其实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我自己作为一个北大人，对元培校长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我想不到还有谁比蔡元培更合适、更能触动我了。创作，只有被触动才会真诚。这不是别人给我的任务，这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
我们在教学中一直在探讨什么样的题材更适合做音乐剧，元培先生这个题材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尝试，可能做话剧会更容易，因为话剧的“说”和音乐剧的“唱”所包含的信息量差距是很大的。如果从情节给观众的满足感来看，话剧更具优势，歌舞叙事只能用“点”来表现，比如辜鸿铭只能通过一段演唱来表现。另外，这个题材太大了，很多人的解读是无法控制的，这两年gu制作的过程我们经历了很多纠结。如果不是因为爱北大、爱元培的这种情怀，我可能就要打退堂鼓了。这真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我希望做一个好的音乐剧，因为这是我的研究专业，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音乐剧的研究。另外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剧，表达对这个学校、这片土地的一种热爱。在过程中你不断地能感受到同行、老师、长辈给予的支持，所以到了今天，我感觉一切都很值得。
中华网文化：为什么会选择“摇滚”这样一种前卫的音乐形式来表现蔡元培？或者说他的身上有哪些摇滚精神的体现？
周映辰：如果让我来看，摇滚一点都不前卫。摇滚就是在我们身边一直摇着、滚着的一种音乐形式。现在我们的都市，推崇的好像是一种舒缓、流畅、让人放松的音乐。但摇滚它会给人一种冲击，它会让你很累。所以摇滚在流行音乐中一直是比较小众的，它带有一种逼迫你思考的气质。摇滚会不断地在音乐的表达、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做着挖掘。那种尖锐、凌厉，不是为了什么，它骨子里的气质就是如此。
西方的摇滚音乐剧也不多，但是精品率很高，比如60年代的《长发》，韦伯的《耶稣基督》，法国的《罗密欧与茱丽叶》，以及历史并不长的《吉屋出租》。我想这也是坚定我选择做摇滚音乐剧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人提出，用摇滚来做《元培校长》合不合适？西方能用摇滚来做《耶酥》，我们怎么就不能做《元培》呢？
摇滚表达的情绪非常激昂，但是它并不是叙事的首选。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更喜欢爵士，他说爵士是即兴，不知道下一秒会转向哪里，充满智慧的挑逗。他说摇滚只是很多人制造了一个共同的、节奏一致的“场”，失去了个性。但是我觉得，“五四”时期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热情的场，所有人都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用一种音乐体裁来承载的话，摇滚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选择摇滚这种表现形式，不是为了前卫。只是因为它是最适合这个剧特质的表现形式。但是摇滚好像变成了这个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在关注它。在具体的表现中，会有人说：“感觉不够摇滚。”其实摇滚并不单单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唱法，我们的编曲、节奏、气质都是非常典型的摇滚音乐。
戏剧接受存在困难，并不应苛责观众
中华网文化：我在剧本中看到表现蔡元培时，有一段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翰林、西服、校长三个蔡元培同时出现咏唱，这种设定很有意思，能具体讲讲是如何考虑的吗？
周映辰：你可能看到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表现手法，形式很有新意，但是这种表现在观众的接受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因为观众可能无法理解。可以说这是一种实验，我们希望观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理解蔡元培。
现在很多的音乐剧无论是作曲还是编剧都还在延续之前歌剧的传统，但它又没有歌剧的那种程式之严格，叙事节奏又比较慢。这是现在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一个问题，并不能苛责观众不感兴趣。我们的《元培校长》这一次叙事节奏非常快，演员在表演和演唱上都非常累，这是技术上我们需要克服的一种困难。
中华网文化：从《大红灯笼》到《曹雪芹》，您执导的民族音乐剧都是“叫好又叫座”，您认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创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周映辰：做《大红灯笼》的起因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题材适合做音乐剧。当时是发现音乐剧的受众70%是女性，而《大红灯笼》天然具有一种复调形式，音乐感突出，受众面会比较广。从艺术角度探讨之后就真正去做了，结果市场很好，但并非找好市场定位之后才做的。
我做一个剧，主要是希望把我的艺术想法融入进去，没有太多考虑过市场定位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考虑市场，那妥协一定会更多，而且那就是一个生意人的角度、而非做艺术的角度了。
《开心麻花》的定位是做大众，而且它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这种剧如果说定位之初就在市场，是做不好的。我相信现在做音乐剧，最重要的是把它做好，只要戏做好了，观众就会接受，就会有市场。所以在做《元培校长》的过程中，我考虑的只是如何把戏做好。
中华网文化：中国的音乐剧事业是开始得比较晚的，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音乐剧事业？
周映辰：现在我们业界对音乐剧的概念还比较模糊，专业研究的人还比较少。我们做一个作品，任何一次排练都是一种案例分析，我们的学生在过程中学到的会多很多，而且在这种不断交流、探讨的过程中，我们的创作也会避免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的音乐剧创作及教学还是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
我当年做《大红灯笼》的时候，对我们作品的要求是“不要重复过去在教学中认知到的错误”。目前国内的很多作品，是在不断地重复错误。搞话剧的人也做音乐剧，他可能对音乐剧并没有什么认知，拿来就做，这实际上可能是委托团队就把它当成一个挣钱的活儿。我们的队伍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一心一意想做在艺术方面对得起我们的职业以及定位的作品。如果能够像西方的音乐剧一样能够演上十年、二十年不死，这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强。这是我们的梦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戏可以一直这样演。
中国的音乐剧历史才三十年，音乐剧教学才十几年，我们还是处在成长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种艺术门类，因此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网文化：在您看来，对于音乐剧来讲，中国的发展环境怎么样？
周映辰：其实不仅是音乐剧，舞台剧的发展环境都不好。现在中国的观众还没有养成周末去看戏剧的习惯，大家都去看电影了。电影一是票价比较低，二是给人的感觉比较轻松。戏剧给人的感觉相对严肃，对观众群体也是有一定文化要求的。大众走进剧场的时代正在拉开大门，但是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唤醒他们走进剧场，我相信艺术最重要的传播还是面对面的交流，而不只是看多媒体的屏幕。我相信走进剧场的时代会来的，而且会很快。走进剧场，应该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我们平时也在做音乐剧普及的努力，北大已经办了几个音乐剧大师班，请百老汇的音乐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来授课，我们也组织Party请那些有文化情怀的企业家一起喝咖啡、聊音乐剧，用舞蹈、音乐来做音乐剧的呈现。看过我们排练和演出的人，无不受到感动，都觉得比看电影有意思多了。演员就在现场给你演绎生活故事，给你重现历史场景。这些演员，就演唱水平而言，比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歌手要强百倍。这种交流和分享，会慢慢地唤醒人们在平日奔波忙碌中丢掉的那种艺术的追求与享受。我相信这是十分有益的努力。
致敬元培校长，传递内心的共鸣
中华网文化：作为《元培校长》的导演，您如何看待蔡元培身上的“北大精神”？同时作为一个北大人，您认为这种精神在当今北大人身上有哪些传承？
周映辰：我觉得精神这种东西不用说太多，没有精神的话，大家不会这样玩儿命地排练。这是一种很真的情怀，说得太多就没劲了。
在精神之外，做这样一个剧，需要勇气。我们在努力寻找一个好的东西，并且把它做出来，然后把它表达给别人。可能几年的辛苦下来，会遭到一些指责。不过，做艺术就得“二”一点，不然就撤了。
我觉得随着作品的成熟，我们这个团队也在不断的成熟，无论是对艺术的理解，对学术的理解，还是对所谓“精神”的理解，也在不断丰富。在排演的过程中，收获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之前我们所没想到的。别的作品都是一气呵成的，《元培校长》一波三折，到最后万般苦，还是觉得非常值得且感恩的，因为到最后还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期待着走进剧场看到这部戏。
中华网文化：从元培先生当年的经历联系百年来的历史，知识分子们不是主动贴近政治就是在被政治主动召唤，您看来这其中的内在因素是何？您认为文艺和政治之间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距离？
周映辰：我只能说，做艺术完全不考虑政治是不可能的。仅是我们单纯地设想，如果我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环境中不能成立，它的意义无从传达，那么工作也就白做了。
我认为人的生命有限，如果想要表达意义，就一定要别人感受到，你的生命才有价值。我不赞成那种激进的态度，用某种牺牲来换取某一领域的回应。我觉得无论是爱还是责任，你总会找到合理的方式来表达。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不回避政治，也无法回避。我最强调的是现实感，就是这部戏有没有现实意义，能不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启发。
在北大这个环境中，所有的师长领导都首先是学者，文史哲的环境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去表达，我是非常满足的。我觉得这个时代也好，有限的生命也好，能把和别人有共鸣的东西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老师的天职。
中华网文化：您之后的音乐剧创作计划是什么？对自己的创作有哪些期许？
周映辰：现在我已经接到了新的任务，但我首先必须把《元培校长》做好，才能去做别的。我做音乐剧，也是希望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空间。舞者与歌者，他们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过了这几年好时候就跳不动、唱不动了，能给他们的艺术履历上增加一些条目，创造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年一部大戏，在执行、舞美设计、灯光等方面，我们这个团队已经配合得非常默契了。说到未来的期许，就继续做下去吧，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十个戏里，能有几个可以活下来、演下去，永远演下去。
【数据分析】
由北大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制作的大型原创音乐剧《元培校长》，近日在民族剧院上演，这是首部以北大现代文化名人、教育家为主人公的音乐剧，值得铭记。
将“沽名皆有术、钓誉不思量”“饮酒听曲仕途畅”的旧式名利场，改造成“贤人志士出于此”“上下求索寻真理”的现代学术殿堂，《元培校长》正是裁取蔡元培人生最辉煌的这段教育经历为表现内容，展示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观念与实践在冲击旧体制、旧文化，创造新体制、新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塑造了在“科学、民主”大旗下为教育复兴、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兼容并包，胸怀天下；振兴中华，前途在文化；新学启智国民强，人心向美和四方”——本剧从不同的方面所深刻展现的“元培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谓是遥相呼应。
以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表现对象的话剧或影视作品很多，但是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展现的却少见。音乐剧在表现人物思想与叙事方面的确有其难度与限制，而《元培校长》却能够扬长避短，在充分把握音乐剧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裁剪得当，以点带面，以个性化的音乐唱词塑造人物。
不难看出，主创团队尝试把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注入每一个音符、每一句唱词，将整出音乐剧孵化为振动抒情翅膀的呐喊鸟，这一渴望在第一幕第二场以蔡先生与众学生重唱的昂扬形式里呈现了对病猫状态（麻木不仁）的批判，对狮子精神（刚勇强健）、猴子精神（敏捷机敏）与骆驼精神（刻苦坚韧）的倡导，正如元培校长所倡导的那样：“我们要做一头狮子，一头醒来的狮子/体魄强健，硬碰硬，再也不吃亏。”舞台上呐喊鸟的翱翔没有脱离对历史细节的基本尊重，这一态度或许正是任何试图搬演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艺术类型都需要具备的伦理前提。
“社会变革文为先”，文化艺术在陶冶性情、启迪心智方面，具有恒久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共识；而如何创造出为当代的年轻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则是摆在当代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向青年人的文化有其特殊的规律，只有对此充分把握，才可能有效地向青年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以美育代替宗教”，是蔡元培当年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元培校长》在此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以音乐、舞蹈、摇滚等多种艺术手段和元素，表现青春理想的主题，其得失经验值得借鉴和总结。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