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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古村新景为“弃巢”留住乡愁
近年来,广东佛山市推动30个古村落活化,渐渐为众多“历史文化名村”与“传统古村落”找回遗失的乡愁。
自然生态修复:“乡愁”又回来了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四面环水,是珠三角典型水乡,自明朝开村以来,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因村若飞燕,初叫“燕桥”；清朝时建成木桥,因早晚雾锁,如烟雾绕,便有了“烟桥”之称。曾几何时,随着村民逐渐外出,古村渐渐衰败。
2012年起,九江镇正式启动对烟桥古村的活化工作。
启动之初,部分村民持观望态度,认为古村活化工程是政府形象工程,与村民没有太大关系,也不能带来真正实惠。
而村民何德奋却有另一种想法。“古村活化是保护和传承传统的历史文化,找回丢失的乡愁。”何德奋说,自己住的房子是兄弟们留下来的,如今兄弟们都外出谋生去了,“修缮老房子是为了让外出的兄弟们记住‘根’,留住儿时的回忆。”他决定自筹资金40多万元修缮祖居。
在何德奋的带动下,烟桥村民开始自发参与到古村活化的队伍中。村里原有一座古木桥,早晚桥上水雾缭绕,十分优美。后为方便村民出入,把古木桥改为了钢筋水泥结构的公路桥。启动古村活化后,村民又搜集齐当年建木桥的木板,拆掉水泥桥,重新修建古木桥,恢复了当年“长桥烟锁”的美景。
现在,烟桥古村越来越呈现宜居宜游的人文风情。2015年,古村游客约1.5万人次,比2014年增加50%。
文化生态修复:民风又淳朴了
“芦荻叶深蒲叶浅,荔枝花暗楝花明。船行两岸山都动,水入诸村海旋成。”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赞美三水区芦苞镇的诗句。
数年前,芦苞镇长岐村村民对于古村保护意识较薄弱,对部分房屋进行现代化改建,失去原有古式特色,影响了古村整体面貌。2014年底,在镇政府主导下,长岐古村启动大规模活化升级工作。一开始,部分村民非常抵触,认为活化工作会建设新工程,将破坏村民引以为豪的风水格局,对活化工作不配合。
为做好村民思想工作,芦苞镇干部在做好宣传解释的同时,组织下属8个村民小组干部与部分“钉子户”到周边效果较好的村落取经学习。当看到活化升级后的村落环境优美,且村民收入大幅增加时,很多人思想受到震动,对古村活化的态度也由抗拒逐渐转为支持。
此时恰逢村史馆项目启动,在独树岗村委会副书记卢健志的发动下,部分开明的村民主动向经济合作社捐献生活器具,并带动越来越多村民加入捐献行列。祖传床、古餐台、蓑衣、陶瓷碗……捐献的农耕器具和生活用具数量之多,远超出预想,导致村史馆存放不下,最后不得不另行打造农耕文化展馆。
古村活化吸引了更多游客,村民们也逐渐有了古村保护意识。有的村民自发拆下大铁门,换上木门；有建新房打算的村民主动找到村委会,要求村里对方案进行审核,确保风格协调。为更好保护古村,加强村民自律,长岐村于今年3月召开村民大会,投票并通过了《村规民约》,当初的“钉子户”全部投了赞成票。
心灵生态修复:“不要分红要环境”
近年来,佛山市按照“一村一品”、差异化发展思路,全力推动30个特色古村实现活化。如,禅城区紫南村打造“渔舟唱晚,陶艺紫南”；南海区百西村头村打造“六祖福地,禅修百西”；顺德区碧江村打造“碧江古祠,文乡雅集”；高明区深水村打造“礼孝深水,逸养境地”；三水区祠巷村打造“田园古村,江畔祠巷”。
随着佛山古村活化从“单个”走向“连片”,从“盆景”走向“风景”,村民与乡贤爱家爱乡的热情与自豪感也在不断升温。以“千年水乡、古老桥梁、宗祠文化”为特色的顺德区逢简村,去年接待旅客累计超过100万人次。村民刘长成说:“现在的逢简水更清、环境更美,许多外出的村民也都搬回来居住了。”
紫南村是全国生态文明示范村,如今,“宁可少一点分红,也要搞好环境”在村内已成为共识。嫁到紫南村30多年的谭结好有两个“想不到”:“夏天,想不到村里的河涌又有人游泳了；冬天,想不到河涌边的人参果树又结果了。”
“古村落活化涉及千家万户,活化成效取决于群众的广泛支持参与。”高明区委宣传部部长管雪说,今年以来,通过多次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思想觉悟,古村活化的工作合力更强了。
“古村活化需要政府主导与民众自发自觉参与双结合。”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凤莲说:“古村活化不光是外壳的修复,它应由文化生态、心灵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修复形成一个系统性修复。”
“古村活化更应考虑到传承古村文化的当地人,要让他们参与进来,在活化利用中共享受益。”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要把古村活化放在城市升级向升值转变、向城市治理转变的大格局中考虑,进一步体现出佛山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社会治理的水平。”
（以上来源：2016-12-02，新华每日电讯）
传统文化里的村庄治理“秘诀”
骆家庄曾是杭州西溪湿地边的一个村落，农户劳作于农田、鱼塘间。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批位于城市近郊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率先转型为新型城市社区。骆家庄即为其中之一，它和杭州其他200多个村落以这样的形态在城市生根。
通过与骆家庄人的深入接触，陈野认为，骆家庄在转型过程中传承了传统文化治理社会的功能，这是课题组对骆家庄个体研究中寻找到的终极意义，同时在许多城中村中具有普遍推广价值。近日，本报也顺着该书的脉络，多次寻访骆家庄，探究骆家庄构建新共同体的答案。
曾经的村落构建出新共同体
1992年，由18个自然村组成的骆家庄开始土地征用工作、1999年撤村建居、2003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目前，骆家庄有523户、2000余名居民，其中40%还住在这里，主要是老年人。居民的房子多数都租了出去，2万余名外来人口租住在骆家庄。
骆家庄的经济情况，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章忠平刚在今年的重阳宴上向老人们汇报过：到今年年底会有8000万元左右的收入。相比2005年，骆家庄的经济收入翻了16倍。但要是和杭州其他城中村比，还只能算中等。
这也让以陈野为首的课题组关注到了骆家庄。事实上，“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直是被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村落的终结’是一个不断被提及、论证、探讨的主题。”陈野说，这种观点也曾经是课题组对骆家庄此类昔日“城中村”命运的认识。
以骆家庄为例，撤村建居后，随着物质层面“人的城市化”问题不断落实，文化传统与精神层面“人的城市化”曾是骆家庄面临的最大转型困惑。端午划龙舟、乡村茶馆等骆家庄原来的传统文化要如何城市化？是否将面临终结？
在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党委的带领下，骆家庄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回答：在城市化的快速步伐中留住传统文化。或许在坚守之初，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传统文化带动下，骆家庄又在城市里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共同体。而乡村传统文化也逐渐成了骆家庄和城市融合的桥梁，并呈复兴之势，开始影响周边的城市社区和居民。
龙舟里划出“骆家庄精神”
想要打开骆家庄人的话匣子，最简单的方法大概就是和他们聊聊每年端午的划龙舟。
到了端午，在外生活的男女老少，基本都已经赶回骆家庄。大家先早起上供请龙王，然后在锣鼓鞭炮声中，簇拥着龙舟来到紫金港河畔。不少周边社区的市民也会闻声前来“观战”。在水中竞技的龙舟、岸上熙攘的人群，也成了杭城端午的一道风景。
近两年，骆家庄的龙舟活动越来越热闹。除了原18个自然村的龙舟和骆家庄老年协会的满天装龙船外，周边几家企业也参与进来，龙舟数量达到了31艘。大家划龙舟的热情很高，72岁的陆金海今年就是老年队的桨手之一。“划着龙舟，听着岸上一声接一声的加油，欢呼，划完再大家聚一块吃个饭，仿佛就回到了当年的骆家庄。”陆金海说，如今大家平时不常见面，关系容易疏远。每年的端午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吃饭，特别有集体感。正因如此，自己早已定居上海的弟弟、在外居住的儿女，每年端午都要回骆家庄。
划龙舟就是骆家庄精神的体现，敢于拼搏、特别进取、有凝聚力。而课题组经过3年乡野调查也认识到了划龙舟的重要意义：端午划龙舟是骆家庄集体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传统文化成为村庄治理有效路径
骆家庄开始在传统文化上探索治理村庄的新路径。在原有村落居住形制已消解的新环境里，传统文化又生长起来，成为连接着村落与村落，人与人的隐形纽带。
“自己只要带上杯子，茶水都是免费的。但不许在茶馆里抽烟、打牌。”包生泉说，去骆家庄的茶馆解决纠纷、商量事情或是闲聊，是骆家庄人多年的传统。如今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村里有事时，大家还是会约在茶馆里商量，平时闲着时，也喜欢去茶馆跟老伙计侃大山。和包生泉想法类似的居民不少，所以不论春夏秋冬，骆家庄茶馆的人气都很高。
茶馆，就在骆家庄文化礼堂内。实际上，骆家庄既不在我省建设文化礼堂的试点名单里，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建设要求。但骆家庄却自行在服务大楼中腾出两个楼层，搭建起骆家庄文化礼堂。而除了茶馆，文化礼堂还承担起组织居民们看大戏，做各类民俗活动的功能，更像是村民的精神家园。
除了文化礼堂，也还有很多传统文化在骆家庄延续。例如，已有400余年历史的小舟制作工艺在骆家庄重新恢复，并申报成为市级“非遗”项目；暑假里，骆家庄又会为小朋友们组织暑假兴趣班，“我是骆家庄人”是每个兴趣班的核心课程等。
今年1月1日，“骆家庄报”诞生。报纸每月一期，每家都能拿到一份。记者翻阅发现，“骆家庄报”的内容蛮丰富的，骆家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重大战略决策、村民故事、制定骆家庄居民公约等，每期都有不同内容呈现。
除了“骆家庄报”，今年骆家庄还有另一个大动作：在合作社党委精心谋划、省社科院课题组协助配合下，一幢3层高、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投入2000多万元的骆家庄公共服务中心大楼落成。其中，1、2层都是骆家庄的新文化礼堂。新文化礼堂保留了茶馆，还设了村史展览长廊、书屋、健身房，不论是村民、租户还是城市居民，都可以来参观、活动。议事厅则是对骆家庄居民开放的，原18个自然村各有一张方桌，村里的大小事都可以来议事厅商量。而最受大家欢迎的莫过于一楼大厅，以后的龙舟聚餐、重阳晚宴、看戏开会都会放在这里。
被时代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村落，内部蕴含着来自乡村文脉的传承、新生和绵延的巨大能量，不但不会轻易‘终结’，还有可能以有机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长’，以一种精神文化共同体的方式在城市之中生存。文化因其传承、凝聚、整合等多重功能，在此类新型共同体构建中，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我提出‘文化治理’这个观点，希望能为‘城中村’治理和‘人的城市化’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以上来源：2016-11-11，浙江文明网）
守住古村落的文化基因 “当家人”带村民一起致富
百年商埠周村,从商风气浓厚,干了30多年村支书的邓永荣也是商人出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精明能干的邓永荣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
1985年,邓永荣有些“不情愿”地当上了李家疃村的村委副主任；1987年,他正式上任成为李家疃村委主任；1989年,他成了村党支部书记。邓永荣是土生土长的李家疃人,他对这里有感情,“那时候年轻,30多岁的年纪天不怕地不怕,‘当家人’不好做,但既然做了就必须做好。”他自己也没想到,肩上这副担子一挑就是32年。
刚刚上任的邓永荣为让村民富起来,充分利用村里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焦宝石是生产耐火砖的原料,我们村焦宝石矿非常丰富,村民从事焦宝石采矿加工,但是非常分散。要想大家一起致富,必须变个人开采的分散模式为集体开矿、个人加工的新模式。”转变模式后,集体开矿更规范,全村302户村民,除在外打工的都参与了进来,走向了共同致富之路。
早在1986年,李家疃村就用开矿加工的利润建了水塔,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第二年,村里建了学校,随后耐火材料厂也顺利建成。到2008年时,全市三分之一的焦宝石窑炉都分布在李家疃村。直到现在,这里仍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村。
不遗余力抢救古建筑
20多年来,除了带领村民致富,邓永荣还一直干着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保护村里的老房子。斑驳厚重的青石院墙、恢宏古朴的门庭院落、精巧细致的木雕石刻,青瓦石墙诉说当年的繁华。李家疃古建筑群占地4万平方米,是山东省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
然而早年间,村里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并不强。1992年,有人反映村里一座明清庭院的大门旧得摇晃不定,邓永荣怕砸到路人,决定先把大门拆了。可这扇大门刚卸完,邓永荣就打心眼里觉得可惜,心疼、不舍、后悔的情绪一并涌上心头,他叫停施工队伍,说什么也不拆了。
“老祖宗留下的古建筑,不能在咱手里没了。”邓永荣说,村两委决定在古建筑东侧重新规划建设新村。当时邓永荣采取了一个举措,对所有老建筑挂牌保护,只要挂了牌,就不准拆!随后,保护古建筑被纳入村规民约,村里还研究制定了《李家疃村历史文物保护办法》,建立了文物保护档案,对32处历史建筑设立了保护标志,号召村民自觉保护古建筑。
为了更好地保护李家疃村的明清建筑群,邓永荣请来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专家做修缮规划和设计方案。同时将政府的480万元拨款也一并用于古建筑群的改造完善工作当中,将村主要干道重新铺设了青石板路,把道路上的电线杆、通讯设备等现代化设施全部埋入地下。
从申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到做保护规划,几乎是邓永荣带领村“两委”班子完成的。“干好了,村民受益,干不好,背负骂名,那段时间自己很想找个地方哭一场。”邓永荣告诉记者。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2013年,李家疃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不少游客慕名而来。邓永荣也有了新的思路:“当初保护古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开发利用,下一步我们计划发展旅游休闲产业,以此反哺古建筑保护。”
如今,村民们对古建筑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隔三岔五就有人来参观,以前不招人待见的老房子都成了宝贝了。”李家疃王氏家族第20代子孙、76岁的村民王荣远说,村民们都感叹邓永荣当年的决定“很明智”,王大爷则自愿当起解说员,让更多的人了解老村历史。去年,听说村里要建乡村记忆博物馆,村民们纷纷把家里的老物件贡献出来,煤油灯、旧陶罐、老杆秤……大家希望能把村子的历史讲给子子孙孙听。
甘背骂名整村风
从2013年年初开始,李家疃村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村里的红白事越办越“小气”了,亲戚朋友越请越少,村民之间只随礼不吃请,一些白事甚至一改往日的“流水席”,吃起了“大锅菜”,而村民们一点也不觉得寒碜。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俺们村从三年前就开始这样办了。”邓永荣拿出一份红白事指导标准,上面写明:喜庆事(结婚、嫁女、乔迁等)除亲戚朋友外,村民之间随礼不请客；白事祭品一桌菜到底,亲戚朋友、帮忙人员一律不摆酒席,大锅菜吃饭。
然而,在李家疃村这个传统风俗根深蒂固的小村庄,这种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规定,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村民们大多不愿大操大办,可谁也不愿带这个头,怕落寒碜,所以这个疙瘩,还得我们村委来解。”邓永荣说。在他的坚持下,现在所有红白事都从简了。
村民说,邓永荣这类“不近人情”的做法并不是头一回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村里发展矿产开采加工时,有一年村委征收土地租赁费,有几户拖着不交,其中就有邓永荣的岳父。没想到,邓永荣丝毫不留情面,立马请村里的法律顾问出文书,最终罚了老岳父1000元滞纳金。这件事在村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全村123家个体户,土地租赁费一年收一次,通知一下,十天之内肯定收齐。因为“不近人情”,邓永荣当面、背地里没少挨骂,但他说:“只要能刹住歪风,这个‘骂名’俺愿意背!”
从热血青年到花甲老人,三十多年间,邓永荣守护着古村落的一砖一瓦,守护着李家疃村的精神文化根基。余生,他将继续行走乡间,守护着这片土地。
（以上来源：2016-11-07，大众日报 ）
【数据分析】
乡贤，是指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品德高尚，在本乡本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乡贤最显著的标志。乡贤文化，就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理念，比如“耕读传家”“经名行修”“勤俭持家久”等思想，在农村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向上传递，乡贤都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期的农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建设，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比如，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一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农耕时代形成的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生活习惯被打乱；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民与土地分离，耕读传家的习俗难以传承下去，等等。乡贤文化遭遇传承危机，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诚信危机、孝道危机等，给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结合时代需要建构新乡贤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的乡贤不可能再是乡绅、儒生的形象，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他们在农村基层群众中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新乡贤”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返回故乡后，用所学所长来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不少。
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从优化乡村治理文化看，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能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乡风，使村民遵循行为规范、价值导向。新乡贤文化作为乡村地域精神和文化的标记，还可优化整合乡村文化与价值体系，推动乡村社会善治。从提升乡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等现象的情况下，推进新乡贤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能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在中国的乡村治理和建设遭遇空心化侵蚀的现实困境下，重构乡村权威，重塑现代乡贤，推动乡贤民主的模式治村，通过发挥当代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逐步构建一个包括乡村精英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失为当前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可选路径。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