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其中包括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部署有利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既是国家发展数字文化的目标要求,更是从事业体制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的战略通道;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报告所提出的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关键。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建设高质高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有的重要途径,与14亿人的文化现代化紧密相关,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基本内涵。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体现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固有目标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要求反映在文化领域的基本内涵。
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供给质量和效率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我国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6级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生产和供给体系、分配与消费体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绩,但毋庸讳言,还隐藏着质量和效率方面的“短板”,还要响应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课题组通过持续的调查和跟踪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绩效问题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课题组根据2014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测量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水平的“钻石模型”。测量结果表明,5年来,31个省份的绩效均值在60分以下(100分满分),每年绩效排名第一的得分也仅在70分左右。目前,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绩效困境”,已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矛盾。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大规模供给与公众参与不足之间的矛盾。据课题组的调查,一定程度上存在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浅表性参与或者“假性参与”的情况。近年来,在针对城市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大多是“偶尔参与”公共文化(每月3次以下),平均每次参与的时间为1小时以下的受访者占34%,参与时间为1小时至3小时的占49.1%,仅16.7%的受访者参与时间为3小时以上。这表明,在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缺乏了解与参与热情的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增量投入将会导致“机构空转”。
二是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与社会力量积极性不高、参与不足之间的矛盾。即便在大力提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当下,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仍然有待提升,存在社会力量参与空间较小、可支配资源缺乏、难以形成内部竞争机制等问题。
三是大力引入数字技术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绩效较低之间的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要求,利用先进数字技术,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各部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等重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平台和新阵地。但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数字化的高投入还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产出效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调查和访谈,课题组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困境”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机制创新的速度和节奏跟不上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转型和文化消费结构转型的速度导致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的是文化事业体制。2007年开始,国家从事业体制的赛道转向公共文化服务的赛道后,全国文化行业面临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现代性内涵,即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政策目标和契约评价政策路径之间的开放循环。这种开放循环,突破了行业体制封闭循环,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内涵。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传统的文化事业体系的系统结构创新,文化事业体制遗留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又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环境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重构,在新路径的探索过程中也一定会存在种种难题。
贯彻落实“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要突破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绩效困境”,关键要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绩效三要素——数字技术、行业制度与文旅消费。数字技术的迭代和创新,体现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迁趋势,建构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底层逻辑;而行业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开放性条件,还是一种机制动力要素;文化消费引领是一个持续性的条件,文化消费的日常生活化属性与政策路径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持续性的政策路径。
对此,笔者认为,目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的思路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必然性趋势,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加快引入数字技术改造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的模式,将数字技术作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升级的方法论;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力度,同时鼓励体制内文化单位跨区域流动,提供非基本服务类产品,借以在文化行业系统内和系统外形成有序竞争激励机制;三是进一步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通过针对性政策激励,拉动居民文旅消费,提高公众文化参与度和公共文化机构的活力;最后要促进以上三方面之间形成完整的闭环,只有这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才能由“可能”变为“现实”,质量和绩效问题才能得以改善。
傅才武(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2年12月1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