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一票制：利益纠葛下的“凤凰”难以涅槃
游览凤凰古城实行“一票制”已超过两年，但这张每人148元的门票带来的风波却仍未消除。7月4日开始，陆续有客栈关门停业，挂出“无法生存，客栈转让”的横幅，7月6日开始又陆续开始营业。
早在两年多以前，凤凰古城实施“一票制”之初，就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议论。立足于经济利益考量，当地很多商户就强烈反对，但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很多商户们能够拥有一定的“豁免权”,并没有对景区内生意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如今“一票制”规定的收紧，意味着客栈商家的“特权”被剥夺，更意味着经济利益将会遭受严重打击。
如今的凤凰古城，已经迷失了那份本真，经济利益的多寡成为了景区内各方争议的焦点。然而，对于游客来说，之所以慕名而来，则是因为凤凰古城的历史和美景，更与文学大师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息息相关。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凤凰古城就是“边城”的原型，其被描述为一个风景幽美、世风古朴的“桃源世界”.凡读过它的人，都会萌动起去逛一逛这座“边城”的愿望。于是，各地游客纷纷涌来，想一睹梦中“边城”的真容，感受下文学大师笔下的文化气息。
然而，现实中的凤凰古城到底如何呢？基于凤凰古城的独特地位，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决定了其背后拥有价值不菲的经济利益。于是，再建“一座新古城”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思路，而凤凰古城也在滚滚的客流中被冲击得变了模样。比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吊脚楼已不见踪影，临江的房子下面遍布钢筋水泥房基。而且，当地的很多居民已经外迁，湘西文化气息不断弱化，古城房屋被租给各地商人，古城俨然成为了一个出售特产的大超市。
应该说，不管是政府热衷于采取“一票制”,还是当地商户的集体停业，其最终的立足点就是经济利益的多寡。在这种利益争夺战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的商家，都希望分得更大的利益蛋糕。问题是，在利益争夺的背后，凤凰古城早已变了味道，忘却了古城最纯真、最原始的本色。当然，不只是凤凰古城，当一个地方拥有旅游资源，必然会被附加上更多的商业气息，更难以摆脱各方逐利的冲动。
仔细想想，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早已不再是游客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则是纷繁复杂的利益争斗，景区经营单位、地方政府以及普通商户之间，关系日渐对立和僵化。那么，如今所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凤凰古城，只是金钱欲望的表达和流露，与“边城”又有什么联系呢？如此而言，凤凰古城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和不舍呢？
一座古城，已然迷失了自我，被经济利益所羁绊，而带给世人的则是不可名状的失望和彷徨。或许，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而如今却早已湮没在贪婪的物欲中。更为重要的是，若挣扎在利益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所谓的“凤凰涅槃”,注定会成为一句空谈。
（以上来源：北京青年网）
关于中国古城古镇保护发展的现状与模式
国家2003年公布第一批名镇、名村以来，全国名镇是249个、名村是279个，各个地方、各个省在申报名镇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踊跃的。这次最新的第六批，公布了71个名镇和107个名村。但实际上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共收到275个名镇、名村的申报，最后只公布了100多个。还有很多不是说不合格，实际上可能是材料不全，或规划不对。
同时省级的名镇、名村还有700多个，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各个省都有分布，东中部地区分布得更为广泛一点。应该说，分布在全国的这些名镇体现了当地的地域特色，既有水乡的城镇，也有北方的一些古镇，还有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古镇，特色非常鲜明，非常丰富，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文化遗产。
从在全国调查的情况来看，现状基本上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中央的资金成效是显著的，它带动了地方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对老百姓改善生活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总体上保护资金普遍不足，有很多是没有得到资金，得到资金的也觉得资金太少了。第二就是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危房、消防等安全隐患仍然突出。第三个是管理力量加强，但执法监管的难度很大。第四个是专家指导增多，但是普遍缺乏人才，包括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还有就是传统维修技术和传统材料正在逐渐丧失的危险，因为名镇、名村越来越少，传统的小青瓦的烧造等等已经越来越少。另外一个就是政府领导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但还是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
从保护资金来看，“十二五”期间，不包括今年，2011年到2014年，总共投资是16亿元，其中：中央计划投资是7.7亿元，地方配套是8.3亿元。“十二五”期间重点倾斜是名镇、名村，所以街区只有11个，名镇、名村是139个，总投资是13.8亿元。中央投资是6.7亿元，地方配套是7亿元。这些中央资金投入之后很多名镇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基本改善，古镇得到保护的同时，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街道环境和古镇的品质，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居民收入得到明显的增加，也提高了老百姓对于镇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居民觉得镇政府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们做事，这调动了居民主动参与古镇保护的积极性。有的古镇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基础设施改善之后，中央资金除了带动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之外，对旅游业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投资的效益，在五倍以上。但是问题在于基础设施的后续资金不足，中央资金所能带动的只能是维修那么其中一条街，甚至只是半条街，那么后面怎么办，他们也是很发愁。更何况，我们去调查的一些村镇还没有得到这些资金，仍处于一种很原始的状态。另外就是对一般的这种传统建筑的维修，基本上目前能用的资金很少，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国保还有一些资金可以投入，但对于县级文保、历史建筑和一般传统建筑，基本上就没钱。当然还有基础设施，很多地方也需要污水处理厂、垃圾车等等，都需要这样的资金投入。
举几个例子，江苏扬州的邵伯名镇，中央资金投入边上的运河，改善完了效果非常好，但它的下游没有改善条件就很差，对比就非常强烈。另一个是四川富顺县的赵化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资金来了以后他们也开始做规划，进行实施，电线能入地的就入地，不能入就走沿口，整理得很干净。赵化镇每家每户还给通了燃气，这是很难得的。还有就是四川的李庄古镇，消防设施都进去了，这些街巷里的基础设施改善之后，很多老百姓就自己在家里面增加了水冲厕所，也可以有淋浴洗澡，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现在生活的基本需要。
虽然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的房屋得不到修缮，房子空置的比例也很大，这些房屋都有待修缮，有一些失火已经被烧掉了，有一些已经是破烂漏雨，对底下的木结构建筑影响非常大，再过一两年，可能就都不存在了。但是镇财政，甚至县财政，都不足以拿出钱来进行修复。再加上产权关系复杂，集体土地上的这些房子也很难操作。另外，虽然管理的力量加强了，但是执法监管的难度很大，一晚上不管，外装修就起来了。还有一些老百姓翻建的需求很大，他更愿意使用便宜的现代材料，但是如果一定要他使用贵好几倍的青砖和青瓦，照原样修复，就必须政府给他补贴。人才方面的话，上海还有同济在，周边的古镇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专业人才的力量，但是偏远地区的古镇就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它在文物建筑和传统建筑的修缮方面实际上问题比较多，工匠得不到指导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修复。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传统材料，过去烧瓦、烧砖的砖厂因为现在不挣钱已经从十几个减少到一个了，甚至这一个要是得不到补助的话也要消失了。现在有些四川、湖北的民居都要到山西去买砖、买瓦，以后各地的建筑风格，也会存在同类化的问题。
地方政府对保护的认识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还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江、浙一带旅游人过多，对保护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有些地方没有游客，着急搞旅游，做了大量的旅游开发规划，把原来很好的自然和人工环境给破坏掉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从名镇的保护模式上来讲的话，可以类似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式，上海周围可以采取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这种方式。也可以效仿一些名城整体的保护模式，比如说临海的桃渚古镇、海宁的盐官古镇等等。有的地方同时还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比如说桃渚古镇、兰溪的诸葛村等等，有的古镇中心村还被列为传统村落，是一种混合的遗产，国家都有相关的专项资金，可以从各个渠道去申请。
比较适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法的名镇，要重点保护它的历史信息的真实性，街区风貌的完整性，生活功能的延续性，就不必强调整个古镇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的保护。比如像金山枫泾镇，它的古镇规划就是中间有几条街和水巷，就可以按照这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方法去保护。另一些古镇里核心保护的范围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格局了，像湖南的里耶，主要就采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法和建筑的分类保护。少量可以按照名城的整体保护方法，比如说桃渚古镇，它有整片的城墙，镇内格局也比较完整，周边的自然历史环境也保护得非常好，这个古镇就采取了开发新镇、保护古镇的方法。新镇不是紧紧地贴着古镇发展，从而使古镇和周围的山体和农田的关系都还存在。
对于文物保护单位，比如已经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临洮渚城，首先是要明确其保护对象，因为并不是每一幢建筑都是国保或省保单位，所以要对它进行建筑分类，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文保单位在利用方面要求非常严格的，另一些可以作为一般的历史建筑来进行保护和利用。作为文保单位保护之外，整个古镇还要保护它的格局、风貌、历史环境要素，比如小街小巷、古树名木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矛盾。
对未来提一个展望，在编制“十三五”保护设施规划当中希望能够提高经费的比例，也希望能够扩大保护经费的使用范围，能够扩大到传统建筑的保护当中去。我再举一个英国古镇保护的例子，来说明其重要性。英国约克郡小市政微型遗产保护和经济复兴的一个项目，它的经验主要是资助古镇保护街区中的历史建筑和重点区域的保护利用。项目的经验是，政府的资金投入，不应该是大包大揽，目的是带动私人投资，带动社会投资，促进小城镇历史中心区的复兴和繁荣。这个项目从2003年持续到2006年，资助的建筑是100幢，主要是无人居住的、空置的历史建筑、或者是危房。重点区域是中心区，资助的单位有约克郡政府、英格兰的遗产委员会和遗产的彩票基金，分别在不同阶段加入其中。小镇的一条老市场街，是古镇中心也是传统的商业街，是这次重点投入的街区。资助项目是把遗弃建筑作为目标，实施普通的修缮，纠正不协调的改变，鼓励建筑的合理利用。在这个项目中，资助修复的并不一定是文物建筑或是等级多高的建筑，就只是普通的危房或是废弃不用的楼房，经过修缮和利用成为了古镇新的复兴。项目的前三年，一共花了2.4万英镑，也就是40万元人民币左右，钱并不是很多。它对重点建筑采取的办法是补贴合理费用的70%，每年最多补2万英镑；重点区域的其他建筑是补贴合理费用的60%，每年最多补贴1.5万英镑；普通的维修补贴正常费用的50%，每年最多补贴1万英镑，虽然补贴不多，但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他原就要修，能得到补贴，当然非常高兴。
（以上来源：东方早报网）
古镇古村的三代旅游开发模式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古镇古村作为独特人文内涵与景观形态的结合体，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青睐和追捧。在全国176家国家5A级景区中，就有多家古镇古村依托型的旅游景区，包括黄山西递-宏村、苏州同里古镇、苏州周庄古镇、嘉兴乌镇、枣庄台儿庄古城、四川阆中古城等。相应地，古镇古村也成为近年来旅游开发的热点，中坤集团、中青旅集团、成都文旅集团是中国古镇古村旅游开发的先行者，一批新的开发商如南京雨润集团、一德集团等纷纷涉足古镇古村开发。伴随古镇古村如火如荼旅游开发的同时，古镇古村风貌保护弱化、传统文化发展异化、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并日趋严峻。如何完整保存古镇古村的传统风貌、延续地域传统文化同时实现其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亟待研讨和解决的议题。
梳理全球古镇古村的旅游开发与发展历程，总共经历了三代发展阶段，也因此分为三种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
第一代，文化观光型旅游开发模式。以中国最早开发旅游的江南六大古镇周庄、同里、用直、西塘、乌镇（东栅）、南浔以及黄山西递-宏村、贵州黔东南郎德上寨等为代表。这一代古镇古村主要有两大特征：第一，强调文化本身的价值而非文化的可消费性；第二，旅游发展定位为地方民俗文化大看台，以其原始建筑景观和人文风貌为核心吸引物，建筑景观、博物馆、名人故居以及遗址组成主要产品，向游客展示最传统的民俗文化元素。由于过度强调文化价值，文化转化形式单一，古镇古村静态呆板“曲高和寡”，仅仅能够满足游客最基础的观光需求。供给方，古镇古村以景区形式出现，“门票经济”现象突出，收入模式单一；需求方，游客的旅游消费单一，停留时间短，基本不过夜。
乌镇东栅是第一代旅游开发模式的典型代表。乌镇东栅依托江南地方民俗文化和江南水乡古镇风貌，以茅盾故居、民俗风情博物馆等构成景区核心产品，是一个典型的古镇型观光旅游景区。至2006年，乌镇东栅景区游客年接待量超过200万人次，但游客消费以门票为主，过夜游客比例微乎其微。
第二代，休闲度假型旅游开发模式。以2000年后异军突起的乌镇西栅、丽江大研古镇、四川洛带古镇、黄龙溪古镇、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厦门山重村等为代表。这一代古镇古村将文化与商业主动结合，古镇引入休闲商业属性的餐饮、住宿、娱乐等业态，结合古镇古村环境的“壳”，营销独特的文化休闲消费氛围，既满足游客现代物质消费的需求，同时兼顾对环境氛围的精神消费需求。这类开发模式下的古镇古村受到当前游客的欢迎和追捧，往往成为区域重要的休闲度假目的地。但是，商业的注入虽然为古镇古村输入新活力，但也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国内文化商业创意滞后，业态类同且缺乏个性，导致古镇古村同质化问题突出；第二，古村古镇高度商业化使得大量异地商品、文化、趋利生意人侵略式进入，驱逐本土原住民搬离，造成本地文化空心化和虚假化，古镇古村原真文化的魅力逐渐消失，进而影响古镇古村的可持续化发展。
其中，丽江大研古镇是典型案例。丽江大研古镇每年接待全国各地上千万游客，游客单次停留时间在3-7天，是休闲度假型发展模式的典范。但是，由于近些年过度商业化开发，本地居民逐步搬离古镇，附近居民也不愿意进入古镇，大研古镇正在失去原真文化的魅力。据调查，大研古镇存在大量同质性业态和大路货商品，高转让率、转手价格虚高等现象突出，三分之二的商铺经营不善，导致越来越多游客放弃丽江大研古镇。
第三代，生活体验型旅游开发模式。全球范围内以匈牙利霍洛克民俗村、奥地利哈尔斯塔特小镇、日本越后妻有、印尼巴厘岛乌布等为代表。这一代古镇古村关注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协调发展，既重视文化旅游的发展，以此作为古镇古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同时对引入古镇古村的新业态、新要素、新产品和新人口进行筛选，控制在古镇古村的空间承载力和精神承受力范围之内，同时能够促进当地文化传承与发展。此类旅游开发模式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重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有选择性引入外来文化、创意或艺术，增加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命力；第二，现代生活要素和时尚旅游元素低调注入，既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同时不破坏当地的人文脉络和生活习惯；第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和自然居住形态。古镇古村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不是为迎合外来游客而改变自身气质，而是凭借和发挥自身独特气质和传统生活方式，吸引文化型企业、文艺工作者进驻和参与开发，吸引文化旅游者和文艺爱好者到访甚至长期居住，共同参与古镇古村的保护与发展。
印尼巴厘岛乌布是巴厘岛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蜚声世界的艺术村落。乌布随处可见的工艺作坊、博物馆以及过半数原住民艺术工作者，见证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乌布还成为数十年来西方艺术家的艺术灵感摇篮。本地人传承发展传统艺术文化，“新乌布人”带来现代创意艺术文化，引入了人与精神互动的禅修产品，开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稻田度假村，在保存乌布古朴风貌的同时，低调融入时尚度假元素，为乌布注入时代活力，同时延续了文化及艺术的持续生命力。
在中国，安徽碧山村是第三代生活体验型旅游开发模式的代表。不同于以往的旅游开发模式，安徽碧山村依托古村风貌及传统人文，以创新文化艺术为发展引擎，通过发展文化艺术、有机农业等产业，有机拓展古村落发展空间，倡导并构建了“新农村生活方式”，受到国内外中高端文化旅游者的欢迎和追捧。
文化，是古镇古村吸引力的核心。文化的有机传承和融合发展，是古镇古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古镇古村高水准的旅游开发，应该是以下四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村镇风貌、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手工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尊重地域和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人”进入，带入创意、技能和资金，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新文化的发展；
第三，现代休闲生活方式与古镇古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机融合；
第四，有意识设置文化门槛，主动选择目标市场类型，控制游客接待总量…… 古镇古村的第三代旅游开发模式，正是以上四个方面结合的探索和实践。
（以上来源：旅游圈，任国才）
【数据分析】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