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等政协委员建议学校教育重拾一些繁体字

“‘亲要相见’、‘爱要有心’，学汉字就给孩子心中种下美好的种子。”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4日上午的小组会上说，文化传承需要繁体字，我希望学校教育能教孩子们一些有生活含义、反映祖先智慧的字。 　　

他说，比如，亲爱两个字。亲的繁体字，左边是亲，右边是见。爱字的繁体字是简体字中有一个“心”字，也就是说“亲要相见”、“爱要有心”，这样教给孩子，会给孩子种下美好的种子。否则，“亲不见”、“爱无心”，场空空。“能不能选择50至200个最有含义的繁体字，回到课本里来，这样也不会给孩子增加负担，也能让孩子感觉到中华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别失传了！”冯小刚说。 　　

冯小刚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多个委员的认同。他们也一再强调，不是要完全恢复繁体字，而是要传承文化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说，从篆书到隶书到楷书，传播越快对字的要求就越简单，简化字为了传播速度丢掉了文化意义。我们也不是要完全恢复繁体字，可以选出100个字，让孩子们起码认得，知道这些字是怎么简化的和有什么传统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郁钧剑说，关于繁体字的问题，我已经连续提了三到四次，我希望让孩子懂得一些，很简单的，不是要恢复。 “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文字的美，给他们多讲讲繁体字的故事，这样来树立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过去丢了太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希望现在找补回来一点。”全国政协委员张国立说。

（以上来源：新华网，内容略有增减）

“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向记者讲述起汉字的简化史

从历史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简单。清末就有人主张简化汉字。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曾成立“国语统一促进会”，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1935年1月，“国语统一促进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与钱玄同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这些被称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一是现行的俗体字，二是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三是章草(草书的一种，笔画保存一些隶书的笔势)，四是行书和草书，五是《说文解字》中笔画少的异体字，六是碑碣上的别字。

1936年1月，“简体字表”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反对而“暂缓推行”。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主要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简化终于成为现实，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前代学者的研究与呼吁;二是当时我国有九成文盲，简化汉字有利于“扫盲”。

顾之川表示，我国推行简化汉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趋势就简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变回繁体。至于简体字的缺点，并非不能改正。如果考虑到更有利于在中小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等问题，有利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完全可以提倡“识繁写简”，即认识繁体字，使用简体字，让中小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

争论归争论。

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在推行简化字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传统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汉字，并思考：文字从何处起源?汉字的简化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固守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

“在简繁之争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军表示，简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就是其构形具有可解释性，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是有理据的。” 关于汉字的演化，他娓娓道来——

从古文字到今文字，汉字一直坚持理据性的特点没有改变，但汉字理据的表现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古文字阶段，汉字的理据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组合来表现的。由于象形造字法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人们开始摸索着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进行组合造字。形声的出现，使得汉字不仅可以从意义的角度加以类聚，而且可以从声音的角度加以类聚。随着这种类聚关系的逐步调整和优化，到了小篆时期，汉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础部件和有限构形模式的构形系统，这个时期汉字的理据已不再是个体字符的直观理据，而是通过部件的类化、义化和整个汉字系统的形声化，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理据。

隶书是汉字形体简化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它对篆书进行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以趋约易”。从书写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简单，书写速度就越快;从理据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复杂，理据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书写和理据对形体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汉字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

在现在所说的繁体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据早就非常隐晦了。王立军举例：如“執”“願”按《说文》“六书”是形声字，它们的义符分别是“幸”“頁”，但现在还有几个人能了解“執”为什么从“幸”“願”为什么从“頁”呢?把“執”的义符改成“扌”、把“願”的义符改成“心”，意义不是更明确了吗?为什么非要那么绝对地说繁体字更能体现理据呢?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为固守那些已经十分隐晦的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王立军强调，简化汉字推行了半个世纪，方便了几亿人的认字和写字，已经成为传播现代信息和国际交流的载体，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书写和认读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汉字使用者的习惯。

“繁简之争的背后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

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正是用繁体字来回答我们的提问。来北大之前，他曾是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对正体字有亲切感，这是当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认知上的，属于知识性感情，而非因自幼熟习的那种自然感情。”他所说的正体字就是繁体字。

“众所周知，简化字不只是个别字省了笔画而已，它还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类，一个字代替了好几个字，因此在认知上十分混乱。古代诗词歌赋文章典故、人名地名书名专有名词，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看简化字，更难判断，这让我头痛不已。”在龚鹏程的记忆中，无数文化名人、书法家，甚至中文系的教授也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转换之间频频出错。比如：岳王庙写成嶽王庙、发展写成髮展、影后写成影後、新淦写成新干。“那不只是错了个把字，更是对一段话的文脉语境之误读，认知上大成问题。”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这是一段在网上流传的文字，言外之意就是简体字隔断历史文化。

“传统六书造字法和笔顺，都很难讲。须知文字是跟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自然会使得思想简陋混乱，这亦是无疑的。”龚鹏程说，“歧见之趋同，有时也不是在道理上争辩就能解决的，还须有情感上的基础。例如朋友和家人，歧见虽大，毕竟容易商量，就是吵吵，也不伤和气，这就易于达成共识。否则越要据理而争，双方的裂痕就越大，越凑不到一块儿去。”

当年的他，带队来北京，赴语委会讨论文字问题，迄今亦二十余年了。“从剑拔弩张，火花四射，到现在和衷共济，其实也不容易。”

“其实两岸文字学界交流合作多年，共识大于分歧。”他更为关注的是：眼光向前看，联合海内外，共同关心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的问题、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问题等等。

“繁简之论，之所以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背后的因素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龚鹏程回到争论问题本身，“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然格外引发关注。民情须知、民气可用，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探索一下：汉字与科技发展、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汉字的推广等相关问题，不要继续斗嘴。”

（以上来源：光明日报，内容略有删减）

也别忽视简化字的社会价值

繁简之争又起。在4日的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冯小刚、张国立等委员打算联合提交一份关于在校园课堂里教学部分繁体字的提案。

也有不少反对声音。有人说，学会了简化字再去熟悉繁体字并不困难，简化字不会成为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的障碍；还有人说，如今孔子学院在全球推广汉语，恢复繁体字不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其实，繁体字也好，简化字也罢，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澳门、台湾使用繁体字，没有妨碍其迈入现代社会；新加坡、马来西亚参照中国大陆推行简体汉字，现代化也一样如火如荼。这说明简繁之争并没有必要抬高到中华传统文化存废的高度上，简繁之争只是简繁之争。

汉字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篆书，再“进化”为隶书、楷书，可以说汉字的简化是历史的一种趋势。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简体字了，那时叫“俗体”。何谓俗体呢？大抵就是民间群众用的字，俗嘛！汉字这事物在古代属于高雅用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习汉字是有门槛的，古代的文盲比例也是颇高的，这是历史，不能不承认。简化字的出现便利了普通群众学习文化，这是简化字的社会功绩。

不独中国如此，韩国也如此。韩国过去也使用汉字，早在殷商时期，汉字就传入了古朝鲜，其后经唐朝的传播，汉字已经成为韩国的主要文字。却也由于汉字的复杂性和门槛，汉字基本上为韩国知识分子所用，普通老百姓则很难使用，会不会汉字一度在韩国成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界限。到了中国明朝时期，韩国则进入了李氏朝鲜时代，那时他们出现了一个酷爱文化的世宗李裪，世宗不仅熟稔汉文，而且为了让平民百姓也学习文化，他依据该国民众的发音特点，编纂了《训民正音》，发明了朝鲜谚文书写系统，开始形成朝鲜民族独特的书写文字。到了朴正熙执政时期，虽然他本人汉字功底颇佳，但倾向于废止汉字，也造成了后来汉字在韩国的没落。虽然如此，韩文相对于汉字，显然是简化又简化的文字，却也让韩国民众借此提高了文化水准。当然，现在韩国又有人主张恢复汉字教育，认为汉字也是其国家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后话。

谈中韩两国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简化字在扫除文盲、提升民族文化水准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这并不是否认繁体字的作用。中韩两国都出现了复兴古代汉字的风潮，这是正常的，是在文字全面普及之后的修正与恢复。作为中国而言，捍卫汉字文化的博大精神，不需要讲什么条件，中国学生多认识繁体字、多懂一点古代文化，是好事。然而好事也需要过程，简体字已经约定俗成，是法定文字，那怎么办呢？笔者以为，不妨在学校开设繁体字兴趣班，让学生拥有选择权吧。只要是学习文化，爱好什么字体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够依照自己的能力去学到更多的知识。

至于意义的拔高，其实无甚意义。

（以上来源：南方日报，内容略有删减）

【数据分析】

关于汉字的繁简之争，其实一直存在，也经常在舆论领域上演、反复。在3月4日的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导演冯小刚建议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让少量繁体字回归中小学课本，引发网友激辩。有意思的是，春节前夕，有社科院专家发表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汉字还有简化空间，当时同样引发热议。 　　

双方观点，不妨简单地概括为汉字保守派与进化派(没有褒贬之意)。“保守派”主要观点有三：一是汉字本身就是文化传统，需要保护，即“汉字是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二是不保护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还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即“亲”“爱”等字的繁体结构里，本身蕴含着中国的传统伦理。而“进化派”的观点则更倾向于：文字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作为工具，文字的简化是整体趋势，有利于传播更广泛的文化，繁体难学难认，甚至“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只不过对于汉字，前者立足于本体论，而后者倾向于工具论。实际上从本质上讲，汉字归根结底是一种书写工具。既然是书写工具，就应该从书写者需要的角度，去考虑汉字的简化或者繁化。如果，书写者觉得不书写繁体字就无法找到文化归宿，那么繁体化就必然来临；如果书写者觉得不继续简化就无法更便捷地进行交流，那么继续简化就会成为新趋势。这才是汉字繁简之争中，唯一可以确定和相信的规律。

而且，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这是文化文字的自我演变和进化。看看那些不那么规范的网络语言的出现与盛行，就会知道书写者和表达者其实一直在做汉字简化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们想到的只是让表达更自由——汉字无论怎样发展，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的自由。如果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汉字的简化，甚至变形，就会发现，简化与繁化根本无需过多争论，书写者会自己作出选择。

当然我们不难发现，在关于繁简字之争中，“两派”争议的焦点也有共识，那就是“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其实是双方的共同立场。而立足于“文化”，繁体字是否会失传，与传统书法、国画是否会失传等，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尚可不需过于焦虑；更值得焦虑的，倒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基于传统的道德重建问题，但这尚不是通过恢复繁体字能够解决的。

两会的大舞台是一个大视野，各方建言、讨论，存异求同的结果，就是齐心协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同一天冯骥才的发言更值得关注：“我佩服日本、韩国，他们真拿自己传统文化当命啊！反观自身，我们的文化策略如何？”如果我们能釜底抽薪解决了文化策略，也许文字的局部分歧就可迎刃而解。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