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40讲》隆重开讲，通过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文化基因的深刻剖析，带您走进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纵横九万里的辽阔疆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之源，感受一个个天然博物馆的神奇和一个个生态画廊艺术魅力，领略远古的珍藏，文化的殿堂，体悟爱与善同在，美与生共存。 

第20讲

长征文化是一种信念如磐的跟上文化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邓小平用了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毛毛后来评论道：“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

一个“跟”字，明确了方向，是跟着中央的正确路线走，是跟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走；一个“走”，坚定了斗志，大家走到了遵义，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董必武《出发前》一文这样写道：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

有一天，何叔衡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动吗？”

“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跑100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征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做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童小朋在《离开老家的一天》一文中这样描述长征出发时，依依不舍老区，紧紧跟上部队的情形：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一苏区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午后五点半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驻地前后远近地陆续吹着，一队队荷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地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道旁，似乎送别的情景……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

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

苏维埃哪个敢蹂躏？

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帝国民党，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

拼！直到最后一个人！

文章也描述了红军行军途中的乐观精神：再行五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地过那不好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依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就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哟哎哟”地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做人情地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搅鬼！

翟俊杰导演的电影《我的长征》中的“我”，名叫王瑞，参加红军那年,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湘江边，父亲望着毛主席的背影，告诉他：“跟着走！”

王瑞的父亲因被敌人炮火击中而牺牲在湘江边，在父亲的坟前，王瑞问姐姐：“姐，咱还走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到底要走到哪里去。从长征开始，红军一路上都在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王瑞的姐夫肖德昌在湘江战役后也抱怨道：“这打的什么狗屁仗，往后看，倒下的弟兄数都数不清，往前看，尽是望不到头的大山，我们往哪儿走，我们往哪儿走？”

王瑞没有放弃，因为连队的指导员告诉他：“走。”曾连长也告诉他：“跟着走！”从那之后，他跟着姐姐、姐夫还有连长走。最后，经历战争生与死的王瑞，终于找到了方向。从娄山关大捷开始，他便知道了红军要往哪里走,他欣喜地向毛主席汇报：“我知道红军要往哪里走了，往打胜仗的地方走！”

经历战火的洗礼，这个只有15岁的少年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只知道盲目地“跟着走”的小孩子，而是真正成长为了一位拥有坚强意志、主动地跟着党走的坚强战士。

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老电影，片名《草地》，故事梗概是：长征途中，破衣烂衫的红军官兵跋涉在泥泞的草地中。后卫连长肖国成紧紧拽着14岁的小秦，另一边走来已被张国焘判处死刑的红军高级干部常炽，等待他的是“秋后问斩”曾立标由于腿部负伤，默默地守在战友的新坟前不肯离开。小护士许苓无论怎么哄，萍萍都不肯离开已经牺牲了的妈妈。不远处还蹒跚着几个掉队的战士。望着眼前的一切，肖国成深感责任重大，怎样带同志们走出草地，成了他心头巨大的痛。常炽提醒他成立临时党支部，发挥骨干的带头作用。押解常炽的黄苏由于病饿交加倒下了，临终前，他悄悄撕毁了揣在身上的判决书……

掉队的老弱伤病员在肖国成为书记的党支部带领下不断前进，但形势日趋严重，每天都有人倒下。黄苏临终前，将常炽的党证交给支部，并悄悄撕毁了对常炽的判决书。在这极端困苦的形势下，党支部接受了曾立标的入党申请。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老弱伤病同志纷纷表示让年轻同志成立小分队带上仅有的一点粮食先走。小分队出发前，肖国成郑重告诫年轻队员，去追赶大部队，将一件重要的文件交给党。小分队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打开重要文件时，只见上面写着：“我们请你们交给党的重要东西正是你们自己……”

1934年，黔东独立师在重庆秀山遭敌伏击，政委段苏权中弹负伤，与部队失散。他在当地村民帮助下藏在山洞里养伤一个月有余，稍微能下地走路，段苏权便坚持要去寻找部队。他一瘸一拐，扮成叫花子，一路讨饭追赶部队未果，无奈回到老家湖南茶陵。1937年9月，段苏权从因伤脱离红军的同乡谭毛苟处获知了红军所在地，便在谭毛苟、父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从茶陵到长沙，坐上了运兵车至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任弼时，重新归队。面对突然出现的段苏权，任弼时大吃一惊：“段苏权，我们已在方面军党代表会上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原来你还活着。”

郑金煜，参加长征的时候只有17岁，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兼宣传干事。当走到草地中心时，郑金煜发高烧病情很快恶化，没过多久，郑金煜感到自己挺不住了，对政委说：我不行了。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希望革命快胜利，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了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这位小红军就这样长眠在草地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同志们感动的是，这位牺牲的小红军郑金煜，在过草地时贴身藏好“引火柴”的故事，无论是多大的雨，他身上藏的几根火柴始终没有淋湿，在最困难的时候使战士们能够烤上火。后来，根据郑金煜的事迹，创作了《七根火柴》的故事，描述了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地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

还有一个背着弟弟长征的故事：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长征，邓秀英13岁，还是个小姑娘。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弟弟，沿着部队留下的宣传告示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把这母子三人当作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地方。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找到了母亲和姐姐。

当然，跟着见证红军长征的也有外国人。1922年，勃沙特（中国名字薄复礼）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携妻子来华传教。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黄平）境内，与征战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而被扣留，后于1936年4月在云南富民县被释放。其间，与红六军团团长萧克相识。18个月，作为红军“俘虏”辗转1.9万里。这是瑞士传教士薄复礼1934年10月1日到1936年4月12日的经历，勃沙特在长征队伍中生活了18个月又12天。

1936年8月，在脱离红军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薄复礼口授并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书名为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比人们所熟知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出版。

在《神灵之手》中，薄复礼对长征大大小小的将士充满了由衷的敬意,他感叹说：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他预言：中国工农红军必胜，红旗一定会插遍全中国！

薄复礼回忆道：“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跟着红军走完长征路的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将师长，他叫张振汉。

据《解放军报》报道，1934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步步紧逼，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年10月，国民党紧急调集11万兵力围堵红军。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留守湘鄂交界处，准备阻击国民党军队。他们最大的对手是驻扎在湘鄂交界处的国民党第10军第41师，张振汉就是该师师长。凭借着人数的优势和精良的装备，张振汉连续数月对红军实施“围剿”，并扬言“亲手抓住贺龙”，深受蒋介石器重。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第41师师部、一个旅和一个特务营不仅被红军一举歼灭，他自己也被活捉。

1935年6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在忠堡地区设下埋伏，包围了第41师主力。时任第41师先头旅旅长的黄百韬见势不妙，扔下张振汉仓皇而逃。面对败局，向来对“围剿”红军不遗余力的张振汉无计可施，准备自杀，幸好被他的参谋长拦下了。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档案馆，有一则关于老红军彭富九将军的一段回忆的记载：“张振汉被押到贺龙面前时，贺龙笑着说：'老张啊，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你不是要活捉我这个贺匪吗，今天到底谁捉了谁？’被红军活捉的张振汉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军营里’杀了张振汉，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的呼声充斥着张振汉的耳膜。正当他绝望之际，贺龙却说了一句：’此人不杀，暂时留下来，先给他治疗吧。’”

红军的不杀，让张振汉无比惊讶。此后，红军对张振汉的一系列礼遇，更让他摸不着头脑。那时候红军缺药，但军医却匀出宝贵的药品给张振汉治疗。在饮食上，红军战士吃的都是粗粮咸菜，唯独给张振汉开小灶，吃细粮。张振汉弄不清贺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一天，张振汉见到贺龙，鼓起勇气提出要回汉口与家人团聚，以后永不在军队任职。听到了这个要求，贺龙反问：“你丢了41师，回去老蒋会放过你？”过了一会儿，贺龙又劝:“你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学的是炮兵专业，难得的人才啊，能不能留下来当红军学校的教员？”张振汉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觉得，自己是败将、俘虏，教红军实在不合适。知道张振汉有顾虑，贺龙又请了红军大学校长萧克和政委苏鳌来做他的思想工作。看到红军将领三番五次请自己讲课，张振汉觉得于情于理已经无法推辞，答应先去试试。1935年8月，张振汉换上了红军的军装，站在了红军大学的讲台上，加入了红军革命队伍。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开始。在红军攻打湖南龙山县城的时候，因为城墙坚固，数天攻不下来，红军战士伤亡不少。看到红军在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几门山炮，但没人会用，张振汉就带着几个红军战士来到城墙附近，利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只打出两发炮弹，龙山县城便炸开了缺口，帮助红军迅速占领了龙山。1936年2月，已经撤到贵州山区的红二、红六军团被敌人围堵到了金沙江，唯有过江才能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关于这段历史，黄新廷将军曾回忆说：“金沙江非常险恶，当时是张振汉将军提出了砍下山上竹子扎成竹筏的主意。他还亲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捆紧不被江水冲散，保证了红军安全渡江。”刚甩开敌人的追击不久，红军又面临翻越玉龙雪山的难题。部队快爬到山顶时，张振汉骑的骡子突然滑向雪谷，张振汉被甩到谷底昏迷了。战士们见状就立刻组成人绳，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谷底，硬是把张振汉拉了上来。紧接着，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受伤的张振汉走出了雪山。有的红军战士在抬张振汉的过程中在雪山中倒下了，永远没站起来。

对于红军的舍命相救，张振汉多次向儿子张天佑描述：“过雪山时，好几个红军战士为了把我抬出去牺牲了，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许多他们的兄弟，他们却拿命救我，这份恩情你不要忘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来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一书时效性非常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刚刚印发部署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通知，本书就及时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做了系统梳理，作者捕捉信息的能力非常强。

另一个审读编辑说，读到《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中的长征文化，忍不住泪流满面，无论是鱼水情深的军民文化，还是肝胆相照的民族文化，随着作者的笔触娓娓道来，令人深深地感动。

还有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 采用“讲”的形式，不落窠臼，避免了理论性太强、太乏味的弊端，拿起来能够吸引人读下去。

我们常说，编辑就是一本书的第一读者，《国家文化公园40讲》的编辑们如是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看它带给我们怎样的视角？

原著：周庆富     

监制：卢娟   

录制：全国文化和旅游干部网络学院   

主播：有山    

制作：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