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富讲大运河文化

一、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合文化

大运河起源于春秋周敬王时期，一直到延续到今天，跨越了2400多年历史，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社会形态，是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是流动的文化，是人类追求文明、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的象征。我们越仔细审视，就越会发现，大运河虽没有长江的豪迈、也没有黄河的伟岸，但它确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与黄河相对应被称为中国人的“父亲河”。

船舶航行在大运河淮安水上立交段水面

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可以说，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互顺应、相互改造、相互成就的产物。大运河文化是在顺天法地、天人相合的过程中逐步孕育出来的，凝聚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与血汗。

大运河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文化智慧。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着一幅绘制于公元1790年的九米山水长卷——《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在这幅长卷中，盛清时期中国大运河沿线泉源、引水、堰坝、船闸等水利情形的真实面貌，第一次被完整地描绘记录，为探寻已经消失的遗迹，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历史依据。细细览之，可见绵延千里的运河，从江南一路上行到北方，我们的先民，为了实现航道的流畅贯通，克服了重重险阻，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巧夺天工。

大运河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黄河、长江等自然的大江大河都是自西向东的，而大运河却正好是南北沟通的，它是一条人工的河，是一条人文的河，更是天与人相和合的河。1986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中国汉字里一个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运河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大运河一路流淌浸溉，与自然江河沟通交会，所经地区地形高低起伏，水源丰枯不一，其中涉及人工与自然，利用与改造，无不是这种天人合一和合理念的生动体现。

扬州“三湾抵一坝”，就是鲜活一例。扬州自古以来，地势北高南低，上游淮河经扬州古运河流入长江时，水势直泻难蓄，行走运河的漕船、盐船常常在此搁浅。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九）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四月，江都运河南门二里桥一带水势直泄，为盐槽梗”。当时的扬州知府郭光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舍直改弯，率民工自河口起往西开挖新河，再折而南，复转弯向东，将原来近200米长的河道变成了1800米长，以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的方式来抬高水位和减缓水的流速。放水通航后，船只果然不再浅阻。后人称该段河道为“三湾子”，号称“三湾抵一坝”。这种尊重自然、体悟自然、顺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做法，遵循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相合理念，既给水以出路，亦妙用水资源，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借塘水、保漕运”，创造了天人合一的“水工传奇”。

二、 聚沙成塔、功不唐捐的琢玉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大运河彰显着积沙成塔的文化精神。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北伐齐国，令伍子胥主持疏通胥溪和胥浦，开凿了历史上有名的“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水系。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两次大兴水利，西自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为源，向东流经中牟、开封，折而南下，入颍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等主要河道连接起来，构成鸿沟水系。此后，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众多王朝都开凿了大量运河河道，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至河南，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大运河宿迁段美景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是大运河历史上的一个高峰。隋朝因运河而兴、又因运河而亡，也给人留下无限遐思。实际上，隋朝大运河是在一系列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令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梁，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黄河），自板诸引河通于淮”，长1000多公里。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先后开挖了通济渠和永济渠，又投入大量人力正式疏通了江南运河，形成了一条以隋朝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连成一体的全国运河系统。仅仅用时5个月，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一部大运河开凿史，就是一部中华先民接续奋斗的历史，为了水的流动，为了航道的畅通，一代代中国人，付出了千年努力。大运河文化也正是在这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中，切磋琢磨、积累发展而来。到了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移到北京，大运河也随之改为直线形，并从通州延长25公里，直通到北京城里的积水潭……

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如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运河已经是包括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三条河流组成的庞大体系，涉及沿线8个省市27座城市的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

大运河滋养着功不唐捐的文化坚守。大运河孕育“雕琢”了中国文化史上无数伟大的作品，赋予了这些伟大作品灵魂和养分。据考证，《红楼梦》中描写的黛玉登舟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通州张家湾大运河码头。史料记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调任江宁织造，要通过大运河来往京城给皇家运送绸缎布匹。曹家为了来往京城方便，便在张家湾设立当铺和购置典地。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1747年，三十三岁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残羹冷炙，著书黄叶，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了巨著《红楼梦》。

《北上》是一部以大运河为背景的小说。作者徐则臣曾这样自述：“我初中时住校，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聚沙成塔，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为了创作《北上》，徐则臣做了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全面了解了大运河工程及其历史，深入挖掘大运河灿烂辉煌的文化。他“带着眼睛、智商、想象力和纸笔”，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实为真正意义上的“北上”，前后共用了4年。大运河文化，不也正是由历史上一个个“徐则臣”，在一次次“北上”“南下”中坚持守望而来吗？

三、 各美其美、相互融通的多元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大运河流经8省27市，所过区域也皆是历史上人文荟萃之地。

可以说，大运河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延展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交融的格局。大运河孕育着各美其美的多元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岭南文化、良渚文化甚至巴蜀文化等等，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衣被天下的丝绸、名闻遐迩的陶瓷、香飘万里的茶叶，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诞生于运河沿线。天津杨柳青年画、沧州铁狮子、吴桥杂技、淮扬菜、扬州八怪、枫桥夜泊，都是来自运河的文化记忆。

京杭大运河水上运输忙

大运河带来了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大运河开通后，从隋唐的洛阳，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再到元、明、清的北京，历经沧海桑田，王朝更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再也没有离开过运河，都城依运河而建，固定成为一种新的格局。以北京为例，故宫的城墙，宫室外地上铺的砖石，全部都是来自山东临清烧制的青砖。宫室内前三殿内铺的“金砖墁地”，则是由来自太湖底的淤泥烧制出来的。木料用的是来自两广、云贵的楠木。通过大运河这条人工水道，全国各地的建材、工匠、文化，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带至京城，不仅巍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北京通州的“三庙一塔”是国内唯一的三教合一建筑群。其中，文庙、紫清宫、燃灯塔及其附建的佑胜教寺三座庙宇，近距离呈“品”字形布局，里面各供其教内祖师爷，文庙祀孔子，佛寺奉释迦牟尼的老师燃灯佛，道观供老子。文庙最大，突出了儒家学说，道教、佛教庙宇很小，且置于文庙之左右。儒、释、道三教在这里互为紧邻而又相互独立。燃灯塔全高56米，与古运河相距几百米，却能垂映运河，成为运河北端的标志，也是古通州的地标，古人称之为：“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据考证，“三庙一塔”中最早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最晚的紫清宫建于明代中期，三教至今已和谐共存了400余年，这在全国也是唯一独有的人文景观，充分反映了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融合性。

四、 残月扁舟、舍我其谁的抗争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

《永远的大运河》，是作家刘凤起150多万字的巨幅长篇小说。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为背景，展现了京津地区北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存状况，描写了抗日英雄刘光汉及其周围的抗日群体从蒙昧到觉醒的思想转化过程。刘凤起在小说中借政委成智声之口说道：“只要我中华民族有一批刘光汉在，鬼子就永远甭想奴役中国。它可以用坚船利炮占领运河两岸，可它永远跨不过去中国人心中的那条大运河！”可以说，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抗争文化，团结共进的民族理念和顽强御侮的民族精神，是永远的大运河之魂。

大运河见证了残月扁舟的英勇抗争。微山湖区作为大运河借湖行运的航道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微湖大队 ”“运河支队 ”“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队伍凭借百里微山湖、千顷芦苇荡，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3年底，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经微山湖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留下了壮丽诗篇《过微山湖》：“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沙家浜》剧照

大运河催生了革命文化的伟大作品。1939年9月，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抗”）主力与敌军激战江阴，“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被一颗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不得不转入阳澄湖上的“江抗”后方医院。湖上缺医少药，医护人员就蒸煮白布围挂成手术室，将竹筷和棉花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水放盐烧开冷却后作消毒液。在刘飞带领下，进出后方医院的上百名伤病员，战胜日伪袭扰、伤痛折磨、给养不足等困难，确保以阳澄湖为中心的东路抗日根据地红旗不倒。1960年1月17日，由上海人民沪剧团根据这一真实故事创排的《芦荡火种》首次彩排，尔后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引起巨大反响。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剧组人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剧名也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照故事发生地命名——这才有了后来的《沙家浜》。

五、 小桥流水、古道西风的乡土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

历史上的大运河，曾给中国带来经济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一代代运河人，把血脉喷涌成运河的血脉，把骨肉凝结成运河的铜帮铁底。可以说，大运河既装满了王者的雄心、成就了他们的霸业；大运河也流淌着庶民的心酸，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大运河文化中，满满的是乡土，浓浓的是乡愁。

大运河美景

大运河边，灌溉着小桥流水的乡土。英国人米范威·布莱恩特的《运河人家》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描写了华北平原上大运河岸边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中国人的面貌、普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形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民间习俗等。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伟大的河流一样，大运河承担着交通运输的功能，也灌溉着沿岸的农田，带来了沿岸村庄的繁荣。书中描述到，华北平原上的人们，用一个柳条编成的、固定在两条结实的绳索上的篮子，将水从河里“打包”到堤岸顶部的水池中，再由这里流到农田之间的渠道里，干涸的土地靠喝着这样带得来的水获得了生命，这些庄的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大运河。书中还以外国人的视野描述了中国独有的游戏——抽陀螺、踢毽子，独有的小吃——“如同公牛眼睛一般硕大”的糖葫芦，独有的民间绝技——转碟、吞剑，独有的祭祀活动——“进贡一些甜食，会将糖汁抹到他的嘴唇上”（祭灶神）。一切都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

大运河上，也承载着古道西风的乡愁。运河名镇高邮出生的作家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家乡》中有这样的描写：“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啪啪地纷纷跃进水里。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鲁迅先生在家乡绍兴运河古纤道里“远哉遥遥”看的“社戏”，更是让他感念一生：“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六、 千金报德、撄而后宁的上善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大运河文化就秉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水的上善之德、撄宁之道。

“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大运河的这种上善文化，蕴藏在运河边流传的各种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中，口口相传，无声无息地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与两岸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引导着人们尊道守德、向上向善。

其中有“千金报德”之高义。相传伍子胥逃楚入吴，在今天运河名城镇江高淳的沙滩头村附近迷失方向，有浣纱女知伍子胥为忠良，以浆纱米汤为其充饥，并指明通往吴国的道路。伍子胥行走片刻，回头见浣纱女立在原地，疑其为追兵指点行踪，又折返回身。浣纱女知其心意，遂转身跳入河中，舍生取义。伍子胥对河感慨良久，咬破手指头，在石头上写了二十个大字：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伍子胥既入吴国，辅佐吴王阂闾完成大业后，再次来到浣纱女投河之地，拿出三斗三升“金豆子”，抛洒到了江中，祭祀报答以命相舍的浣纱女。如今，镇江博物馆还收藏有“金豆子”。大诗人李白游历高淳时，为浣纱女义举所感，专门为此撰写了碑文：“子胥东奔，乞食于此，女分壶浆，灭口而死。声动列国，义形壮士，投金濑沚，报德称美。”

其中有“梁祝化蝶”之令节。山东济宁古运河，俗称济州河、运粮河，是鲁运河的一部分。京杭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串联了济宁城区、南阳古镇、微山岛、独山岛、南旺分水龙王庙、中都佛苑等地，是一条文化内涵丰富、旅游资源密集的文化遗产廊道。2003年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出土了一块“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碑文记载了梁祝传说故事和重修梁祝墓、祠的原因。碑文中记载：明朝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崔文奎路经马坡泗河边，发现梁祝墓、祠多年失修，于是决定重修。碑文交待了梁祝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祝员外因无子外出读书，整日“咨叹不已”。其女祝英台“为解父忧”，“冒为子弟”与邹邑（邹县）西居梁山伯同在邹县峄山学习三年。后梁山伯“疾终于家”，祝英台“悲伤而死”。两人合葬的原因是“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整个故事并没有墓裂、入坟、化蝶等神话色彩和艺术加工，而是民间发生的真实事件。后来为什么又会演化出梁祝化蝶的传说呢？可能是人们“彰其令节”，更愿意去相信如此美好的爱情故事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结束，用化蝶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也算是运河向善文化的一个明证吧。

七、 背水牵滩、逆水行舟的铸魂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运河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这背后，则是无数“纤夫”的付出和血汗。可以说，一代代纤夫背水牵滩支撑起了大运河的繁荣，一声声逆水行舟的船工号子，不断熔铸着大运河两岸人民坚强不屈的灵魂。

大运河旁至今仍存的古老纤道，仿佛在诉说着纤夫们昨日的辛勤。米范威在《运河人家》写到：“对面的岸边，十个胳膊和肩膀上缠着绳子的健壮男人，正沿着拉船道吃力地摇晃着前行，他们迎风而上，正拉着一艘装了很多货物的驳船。他们逆流而上，艰难的移动着，船上满载着装油的锡罐——这些油会被运往内陆。在他们身后，又有六个男人正拖着另一艘沉重的船，船上装着动物的骨头……”当年，运河上百舸争流，煤、木材、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全靠船只运送，纤夫在那时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屈着身子，背着缰绳，步态一瘸一拐地前迈。纤夫除了拉纤之外，就是会喊一口沙哑的船工号子。大部分的纤夫都不穿上衣，暮春、夏季、初秋等温暖的时节更是如此。唐代诗人王建的《水夫谣》描写了水边纤夫的辛劳和痛苦：“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大运河上似乎仍在响起的号子，又在呼唤着新的“纤夫”精神。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运河上的船只还基本上采用人力，或者摇橹，或者由着纤一路往前拉，边拉边喊着沙哑的船工号子。号子有声无字，“嗨，嗨哟哟，嗬嗨，拖呀，拖，拖拖拖……”每当逆水行船时，全靠纤夫合力拉纤，号子声声，空谷回荡。五十年代之后，随着机械动力的发展，纤夫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通州北运河船工号子唯一的“非遗”传承人赵庆福于2018年11月26日去世，享年87岁——千年的运河头从此失去了它最后的纤夫和喊号人。大运河上的纤夫虽已经成为历史，但一只号子，一条绳，逆水行舟、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纤夫”精神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真实写照。中华民族遭受过太多的磨难，在伟大的民族精神的鼓舞下，伟大的中华民族闯过了一道道险滩急流，才拥有了今天的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有无数想不到的沟沟坎坎，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越是需要弘扬新时代的纤夫精神，一步一个脚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八、 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

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文脉之河——它在沉默无私付出中，富庶着沿线土地；在引动交流融合中，汇通着南北人文。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具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的《汴河怀古》这样写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千百年来，在对运河的使用、维护和整治中，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也不断更新，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煤南运、防洪灌溉。可以说，大运河在时代的变换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大运河文化，在生生不息、传承不止的同时，更被时代赋予着诸多新的意义，正在不断掀开新的篇章。

夏夜大运河美如画

大运河，在新的时代承担着新的使命。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大运河两千多年的沧桑，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正是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国大运河完成了一次次“华丽转身”。如今，每年约有十万多艘船舶，常年在大运河繁忙的河道上航行。在富庶的江南，这条大河，还是构成中国“北煤南运”和长江三角洲物流，与外向型经济的运输大通道，仅仅京杭运河江苏段的年运输量，就高达五亿吨，相当于十四条京沪高速公路，或二十一条京沪铁路的满载运输量。新中国水利史上最大的水利项目之一——南水北调。其中的东线，也正是利用了京杭大运河线路，作为输水通道展开施工，这再次彰显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和魄力。

大运河文化，在新的时代将焕发新的勃勃生机。大运河是世代中国人的作品，也见证着世代中国的变迁，更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深厚情感。在唐代，运河旁的扬州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东南第一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说。《马可波罗游记》也曾感叹元朝时期大运河的繁盛：“第三日晚上便抵达新洲码头（今山东济宁），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经过，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如今，大运河依旧波光闪耀，依然是我们民族历史的百科全书和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期待着更多的运河文化不断活起来、“火”起来，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大运河，必将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作者：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院长周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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