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调整要注重优化 结构完善制度提升体验

可以期待在休假制度决策和执行中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公众、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互动，逐步提升公众假日体验

杨劲松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达2.3亿人次，人们熟悉的大规模出游模式再次出现。这既是公众压抑已久的出游热情集中释放的表现，也是我国现阶段假日制度下的必然。

长假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公众假期集中出游带来的道路交通拥堵、景区人满为患、出行成本提高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为此，每次长假过后在对假期进行盘点时，业界不免会对假日安排进行反思。

我国国民休假的“基本盘”为115天或116天，包括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其中法定节假日有11天，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考虑到当下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营商环境，可以说单纯增加节假日的余地已相当有限，更可能的优化方式是结构的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假期时间的连续性很关键，特定时段出现的旅游热，与这一特性密切相关。尽管平时人们也有不少空闲时间，但由于过于零碎，影响了有效利用。很明显，如果时间不连续，就不能参与那些距离较远、耗时较长的休闲活动。不同的休闲活动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不同，今年五一假期调整使得人们能够开展耗时多、对时间连续性要求高的休闲活动，此外，还可以在这个限度内，参加任意时间组合的休闲活动。

此次放假安排通过周末调休，就是希望形成为期5天的较长假期，为人们假期出行提供更多可能。但是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假期前后超长工作时间，也使人们遭遇了严重“节前假后调休综合征”。有不少人吐槽：“明明已经上了两天班，怎么今天还是周一”“过了星期一，还有一星期”“损失两个双休”。

应该认识到，人们的花式吐槽，看起来是对五一假期安排的抱怨，实际上是表达更多参与假期确定的愿望。在这里，更多的参与感与更实在的幸福感是联系在一起的。毋庸置疑，在假日相关的许多方面，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比如限定劳动时间、规定公共节假日、制定长假政策等。

政府部门保障了人们享受闲暇的最低标准，这仅仅是“底线”。假期优化调整，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尤其和市场主体有关。政府在其中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保障实施，着力点应该是引导。

比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社会各方已经认识到其实施的难度，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的问题是，怎样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积极性、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如把“休假”作为“经济资源”，实行“汇率制”。旅游旺季休假1天的“汇率”低于旅游淡季休假1天的“汇率”。也就是说，旅游旺季休假能享受的天数少于淡季休假的天数。日本还积极推行企业奖励旅游制度。部分费用允许在企业成本中计列，相当于政府付费实行奖励旅游制度。这样的结果不仅为企业注入推进奖励旅游的动力，而且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在缓解假日旅游压力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全社会人力资源水平。

再如，家庭休假的同时性也需要相关方的充分协调。由于当前的中小学校放假制度，孩子比父母的时间约束更具刚性。一家人能够一同出游的机会往往集中于长假期和寒暑假。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小学设置春秋假的可能性。这看起来很美好，但需要中小学校、家长和用工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和共同推动。

未来的优化路径应该考虑推动休假政策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在决策中赋予公众更多质询和知情权，确立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程序，并且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讨论，从而为休假制度决策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提供适当的对话平台。

换言之，就是要拓展人们和相关利益方参与休假政策制定优化的渠道和参与能力，如采取民意调查，通过辩论、听证、媒体宣传等形式与公众有效沟通，了解民众对休假制度的看法和建议。

或许，可以期待在休假制度决策和执行中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公众、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互动，逐步提升公众的假日体验。由此，让节假日安排更加科学合理，稳步提升公众的出游体验。

优化假日结构不是一蹴而就，既要重视节假日安排的满意结果，也要重视节假日安排过程。因为这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也是提升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