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中如何用好典故
李红辉
《现代汉语词典》将“典故”解释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①典故的恰当使用，不仅能表现文学创作者深厚的文化积累和高超的创作技巧，更能在寥寥几字中蕴藏丰富且值得反复思考琢磨的思想和情感内涵。典故数量十分庞大，引用故事或词句的例子比比皆是，哪些引用得精彩？哪些引用得欠妥？评判创作中典故用得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为我们自己用好典故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用典痕迹不宜成为评价标准
关于用典应该达到的效果，古人经常采用“水中着盐”加以比喻。宋人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说：“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则善用故事者，系风捕影，岂有迹邪。”在蔡绦看来，诗人用典的高妙境界，应该如同“水中着盐”一般没有痕迹。初看之下，不觉得诗句中用了典故，只有细细品读分析才能发现。蔡绦用杜甫《阁夜》诗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一句作为例证。这两句从表面上看只是写景抒怀，并没有用典。但是蔡绦指出它们分别引用了《祢衡传》和《汉武故事》的典故，只是难以觉察罢了。类似的主张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清人朱庭珍说：“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运古语若己出，毫无费力之痕……如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而一归于天然，斯大方家手笔矣。杜陵句云：‘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放翁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皆个中精诣也，学者详之。”②方东树也有类似的观点：“大家用事，若不知其用事者，此其妙也。用事全见瘢痕……去大家境界远矣。”③诗中虽然用到了典故，但“融化剪裁”得巧妙，“毫无费力之痕”，读来“若不知其用事”，这才算上等作品。如果一读之下便觉察到使用了典故，则是“去大家境界远矣”。
以上言论影响深远，几乎成了评价用典的准则。只是这些观点虽自有精到之处，可用于分析用典的使用技巧，然而许多名篇佳作用典的痕迹十分明显，不仅没有妨碍诗歌的价值，反而成为让读者击节赞赏的亮点。古代诗人中最善于用典的莫过于杜甫，蔡绦引用杜甫诗歌作为“善用事者，系风捕影，岂有迹邪”的论证，其实杜甫还有其他众多名诗名句，广为传颂，其中的用典却明显“有迹”。如《蜀相》“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频烦”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④，这是大家熟知的典故。又如《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木”的说法源自《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处用典十分明显，《登高》则未因此受累，历来所获评价极高，“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⑤再举一例，崔颢《黄鹤楼》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明显引用了《南齐书》为人熟知的“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的传说，而“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⑥因此，“大家用事，若不知其用事者，此其妙也”，不足以成为判断用典精妙与否的标准。
二、从创作目的出发评价用典
那么，该如何判断用典精妙与否呢？其实，用典仅仅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手法而已，在分析技巧使用水平之前，我们应该从目的出发，以用典是否有助于实现创作目的进行评价。《文心雕龙》是最早专门讨论用典的著作，其中的相关议论已经指明了方向：“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⑦“事”“古”是用典的内容，“据事”“援古”是用典的手法，用典的目的则是“类义”“证今”，即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意义，用古代的史实来评判当下。如果一处典故的使用有助于实现“类义”“证今”，那就是合理的，甚至是精妙的。如果典故的使用只是诗人为了夸耀自己的博学，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哪怕用得“水中着盐”一般没有痕迹，其价值也要大打折扣。
再以杜甫为例，杜诗用典之广博在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明人胡应麟曾对杜诗中的用典做出精致的分类说明：“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正用者也。‘聪明过管辂，尺牍倒陈遵’，反用者也；‘谢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闻周史，乘槎似汉臣’，暗用者也……锻炼精奇，含蓄深远，迥出前代。”⑧这还仅仅是杜诗用典中涉及人名的一些例子。据金启华统计，杜诗中使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籍的典故有180处；使用《史记》《汉书》等史书的典故有43处；使用《老子》《庄子》等各家学派的典故有55处；化用前人如屈原、曹植、陶渊明、鲍照等的诗句更是多达571处。⑨可他绝不会为了用典而用典。在许多名篇佳作中，杜甫便直叙其事，直抒胸臆。如《月夜》中“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被叛军囚禁于长安的杜甫，与家人音讯断绝，清冷月夜下思念之情如江潮般难以自抑，字字句句都是杜甫心意神思的直接吐露，感人肺腑。又如《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整首诗直叙所见所闻，明白晓畅，浑然天成。在杜甫的叙述下，读者仿佛亲眼见证了那晚的悲苦，感受到了战事的残酷和民众的哀痛。因此，杜甫是从诗歌创作本身的目的出发，或抒情，或叙事，或议论，由创作目的来决定用典与否。
后来的一些诗人只顾钦慕杜甫用典的广博，强行模仿，在诗歌创作中刻意用典，结果适得其反，妨害了诗歌的整体价值。例如认为杜甫诗歌“无一字无来处”的黄庭坚，其本人在诗歌创作中也特别喜欢用典，但这一偏好却影响了诗歌的价值。清人赵翼批评说：“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无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⑩过分追求用典，将用典视为创作目的，导致的结果就是“意为词累”“性情反为所掩”。针对过度追求用典的创作习惯，宋人张戒也说：“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业，风雅自此扫地矣。”⑪
言志才是诗歌本业，用典是服务于此的。在此基础上，才有必要去分析“水中着盐”等用典本身的技巧。过分追求用典之博，甚至是用典之僻，忽视了诗歌创作的目的，不仅使用典本身的必要性受到质疑，也会拖累整首诗歌。
三、根据“类义”选用典故
按《文心雕龙》所言，“类义”“证今”即为用典的目的。而“证今”实际是“类义”的一种运用，应根据“类义”的原则对典故加以甄别、选用。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到乡翻似烂柯人”一句，“烂柯人”即晋人王质，相传其上山砍柴时观看童子下棋，等到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柄已经腐烂，回村后才得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刘禹锡将自己与“烂柯人”类比，将被贬离家多年再返乡的物是人非抒发得尤为深沉。再如杜甫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这是杜甫为悼念好友严武而作。杜甫先后用匡衡、卫青、霍去病等十位古代贤人名臣类比严武，表达了对逝去好友的极高赞誉。
以李清照的作品为例，也可说明根据“类义”选用典故的重要性。她在文坛虽一向以词人著称，但创作的诗歌质量也很高，特别是擅长巧妙融入类似的历史事例，大大提升诗歌的历史厚重感。时值两宋之交，金兵入侵、宋室南逃，社会陷入大溃败、大动乱之中，无数流民受到金兵的凌虐践踏，或者在逃亡路上埋填沟壑。李清照的丈夫在此期间去世，她自身也长期在颠沛流离的困苦之中苦苦挣扎。悲惨的经历让她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现实有着更沉痛的感受，这些都成为她诗歌创作的重要思想和情感基础。统治集团的畏敌遁逃、自私怯懦是造成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重要原因。李清照对此认知清醒且感到鄙夷愤恨。因而在诗歌中评说项羽时，与传统作品关注亡秦的贡献、覆灭的教训、作战的神勇等方面不同，李清照采取了新的角度，独独突出项羽兵败之后面对追杀，因为强烈的愧疚感、羞耻感而选择自尽一事。在如此类似的历史情境下，项羽和当时的宋朝统治者的选择大相径庭。前者宁死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后者一路遁逃，最后称臣乞和。如此屈辱、怯懦，相对项羽的勇毅，可谓差之千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用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的“人杰”和出自《九歌·国殇》的“鬼雄”称赞项羽，对项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另一方面，虽然对当时统治者的懦弱不满，李清照对于赵宋王朝仍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对动乱时代出现的其他政权态度鄙夷。张邦昌的伪楚政权在金兵扶持下建立，处于北宋、南宋两个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的朝代之间，历史情境与西汉和东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朝类似，进而激发李清照创作了《咏史》：“两汉本继绍，新室犹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新室犹赘疣”将王莽建立的新朝类比赘疣，这一典故出自《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悬疣。”指皮肤上长的肉瘤，比喻多余无用之物。李清照对新朝的贬斥态度一目了然，实际上也是将新朝与当时金朝扶持的伪楚、伪齐等政权进行类比，否定它们的合法性。“薄殷周”的典故出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自称经常说一些非难推翻前朝的商汤和周武王的话，原文意在表达对国家兴亡当前仍苟且偷生之辈的不齿，李清照将自己类比嵇康，同样表达了自己对国家至死不改的忠诚。
其实，用好典故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类”字，要始终清楚用典的目的，并根据“类义”的原则对典故加以甄别，选用最合适的典故。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91页。
(2)张国庆选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3页。
(3)方东树：《昭昧詹言》，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38页。
(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56页。
(5)杨伦：《杜诗镜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42页。
(6)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9页。
(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页。
(8)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5页。
(9)金启华：《杜甫诗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4-253页。
(10)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34页。
(1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2页。
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