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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提案关注城市文化记忆 让“城市遗产”讲述有温度的人和事

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很多委员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城市遗产”上。这些“城市遗产”，有工业的，有人文的，有艺术的，它们曾在城市发展和演进中留下印迹。如今，它们面临着可能被遗忘、被清除的命运。那么，能否让这些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珍贵遗产永久定格？

为四明邨“请”回徐志摩

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中心对面，保留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居住区，名叫“四明邨”，是代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活着的文物”，经常有海内外游客慕名来此拍照留影。事实上，那里还深藏着一段传奇的文化往事。

“徐志摩曾携妻子陆小曼在上海居住，当时他们的定居之处就在四明邨。”对于这段历史，市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进行了深入了解。章太炎、徐志摩、陆小曼、胡蝶等不下十位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上世纪二十年代，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指明要住在四明邨徐志摩家中，要睡“那张挂着红帐子的床”，说是具有异乡的味道。

此次叶国辉提交了一份　《关于在上海“四明邨”建立中国诗人徐志摩纪念馆》　的提案。“‘四明邨+徐志摩’是典型的海派文化象征，也是江南文化的象征，是上海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叶国辉表示。

叶国辉在调查后发现，“徐志摩故居”原在延安中路923弄靠马路边上，现已被拆，但幸运的是，它与今天的913弄都属于四明邨，并且距离非常接近，其原始样式也与现存的石库门房子相同。

徐志摩是近代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他曾长期居住的上海却没有一座纪念馆。“这不免有些遗憾。”叶国辉认为，在四明邨选址建立徐志摩纪念馆具有可操作性，“既用石库门建筑保留一段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史，又用珍贵的人文记忆守住石库门‘遗产’。”

工业遗存的“不锈”创新

一处长900米、宽120米、高27米的不锈钢厂“遗址”，比足球场还大，但“转化为艺术孵化空间，却一点儿不嫌它大”。

十几层楼高的烟囱，“不妨把它‘环绕’起来，建一条云梯式的步行道，登上最高处，城市美景尽收眼底”。

高40米、直径30米的废旧缸炉，能够做什么？“做音乐厅、做潜水游泳池，服务于现代都市人群的生活需要，满足现代城市的新功能。”

工业遗址留下的“废铜烂铁”“建筑垃圾”可以拿来做什么？　委员们可谓是脑洞大开，新的功能定位集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此次上海“两会”上，民进上海市委提交了《国际视野下的城市工业遗存的更新与转型策略》　的提案，聚焦老工业遗址的时代转型。

这份提案脱胎于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和学生们共同完成的一个课题，他们要把位于长江路500号的原宝钢不锈钢厂“遗址”设计改造成一个文化创新集聚地、一个展现城市新气象的活力社区。

“既要保持它的荣耀，同时也要让它主动张开怀抱，向人们展示新生的活力。”金江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调动艺术界、设计界、科技界等多领域创新人才的力量，为这些老空间注入新创意。”原有功能定位不再，但这些工业遗址还是要紧跟时代，随着城市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

让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落户”

2003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启动筹建新闻出版博物馆，但因选址问题至今未能落实。今年上海“两会”上，市政协委员、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再度呼吁，尽快为新闻出版博物馆“落户安家”。

史领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立新闻出版博物馆，不仅是对上海新闻出版历史的记忆和传承，同时对唱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和促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部近现代中国新闻出版史，上海出版界群星闪耀、大家辈出，积累了大量珍贵史料，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有关方面现已征集到藏品数万件，其中包括钱锺书、茅盾、巴金、叶圣陶、黄永玉等文化名人的书信手稿2134件，线装古籍近20万册，百科、词典类中文工具书7000余种，等等。建成后，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将服务于市民的休闲和文化生活，成为涵养人们文化素质的“校外课堂”

（以上来源：东方新闻，2018-01-24）

保护古镇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周庄工作站落地

2017年11月5日上午，在2017中国名镇（周庄）论坛开幕式上，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周庄工作站的揭牌落地，成为住建、旅游、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以及众多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周庄工作站选址周庄贞丰弄，原址为梅宅。建筑共前后三进，门楼二座，硬山式顶，纹头脊，花岗石柱础，青砖铺地，宫式长窗，堂楼前有牌科门楼一座。对外开放的工作站将集中展示中国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实践路径、经验和成果，以及周庄等古镇的保护实践案例，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提供有效的参考。并以此传递守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理念和意义所在，激发留住乡愁的共同情怀。未来，工作站还将通过定期举办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古镇保护沙龙、案例培训、参观讲座等活动，使之成为专业的古镇保护交流平台和培训基地。

此次，阮仪三带着他的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入驻周庄，这是“古城卫士”与古镇周庄三十余年情缘中又一高光时刻。

一次相遇，便是守护开端

阮仪三1934年生于苏州，其先祖为清代著名思想家阮元。上世纪八十年代，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丽江以及江南六大古镇的保护，现担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阮仪三曾说：“如果说江南古镇是我的孩子们，那么周庄就是我的长子。”1986年，阮仪三带着6名学生来到昆山，再坐小船历经数小时颠簸深入昆南水乡，探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庄。在周庄，阮仪三帮助政府制定了周庄古镇保护的首套规划方案——《水乡古镇周庄总体及保护规划》，这一规划的整体性保护思路，突破了当时周庄单一修复沈厅等散点的传统做法，更提出“保护古镇，开发新区，发展旅游，振兴经济”的方针，短短十六字，彻底改写了周庄的命运。

80年代，是中国大陆初次拥抱市场经济的年代，“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是当时的热词，保护古城古镇、修复文化遗址的工作，因其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而普遍不受地方政府重视。但在阮仪三的设计中，“保护古镇”与“发展经济”的概念，从矛盾的双方转化为共生的伙伴，这一思想为日后“周庄模式”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后的岁月中，阮仪三为周庄古镇的保护发展倾尽心血，他将自己的课题研究经费捐献给周庄；为反对一条高速公路贯穿周庄古镇的方案，他据理力争，留下“全力保周庄”的佳话；周庄古镇区和控制区内每翻建或新建一幢房屋，都要经过阮仪三对设计文本的签字确认方能生效。而周庄古镇保护的成果，确实不负阮仪三的每一份努力，周庄在江南泽国里演绎着蓬勃的生命力，展现着阮仪三古镇保护理论的示范性，为其他地区古镇的保护与开发输送着有益的借鉴。

一程艰辛，成就周庄模式

在阮仪三教授不遗余力的支持下，周庄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古镇保护之路，在摸索、尝试的往复中，走出了周庄古镇的保护与发展之路。“修旧如故，以存其真”，是周庄一直以来恪守的原则。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周庄模式”正式起步，“周庄模式”的特点在于一套完整的古镇整体保护规划体系的支撑，恪守原材料、原结构、原环境、原工艺的“四原”原则实施，并体现出规划的长效性，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法规，构筑了一套政府主导的古镇保护组织机制，成立古镇保护委员会，保护经费不依靠国家，通过旅游开发带来的收入反哺古镇保护，保留古镇区原住民，注重地方历史文献资料的系统性收集与整理。

依托“周庄模式”的古镇保护，周庄最大程度上保有了固态的历史建筑风貌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先后获得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等诸多荣誉，并入选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在上世纪末，周庄凭借这种超前的规划视角，在做好古镇保护的同时，开启了中国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的先河，并走出了一条“不拆古镇也能发展，保护古镇也有良好经济效益”的发展新路子。

一次落地，又启保护之旅

虽说总有一种恒定的精神与价值是传承不变的，但无法忽略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主题与机遇。崭新的时代，古镇保护同样需要寻找崭新的灵感与思路。

周庄工作站的落地，正是阮仪三教授与周庄推进古镇保护的创新之举。这是一次古镇保护交流平台的落地模式创新，也是周庄实践案例与展馆案例展示相结合的展示形式创新。依托平台将有利于加强古镇保护经验的交流与分享，有利于加速古镇保护理念传播，有利于拓宽古镇保护思路吸纳，由此推动古镇保护联动发展，推动古镇的文化遗产积淀。

古镇保护没有终点，周庄工作站的落地，源于阮仪三对古镇保护的执着信念，是对周庄致力保护的认可，更是阮仪三以及周庄等古镇守护之路更高起点的新起步。

工作站首个古镇保护展示活动-“守望古镇”中国名镇保护成果展于阮仪三周庄工作站揭幕日同期开展，展览以图文、影像、书籍、实景模型等形式，主要展示阮仪三教授对一系列历史名城的保护规划，走上“古城卫士”之路的缘起和在保护古镇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并展示了周庄作为古镇保护的典型案例，在古镇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实践取得的成果经验。

（以上来源：中国网，2017-11-06）

传承历史文脉，文化遗产融入城市生活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大市，南京近年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同时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铸其魂、扬其韵、传其神”，使文物保护成果融入城市生活、惠及人民群众，让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

 划定主城保护面积310平方公里

南京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数量在六大古都中位列第二，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近年来，我市不断健全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相继颁布实施《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城墙保护条例》等，形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体系。

保护文物，规划先行。目前，我市共划定15个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占地面积约50平方公里，构成了我市历史文化保护的核心地区；划定的主城保护面积约310平方公里，是南京名城格局和山水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划定的市域保护面积为6582平方公里，重点保护外围的古镇、古村和风景名胜资源。

市文广新局局长刁仁昌介绍，市级以上文保单位的“两线”划定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也建立名录并向社会公布。目前，我市由文物部门管理使用的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已基本实现对社会开放的目标。

 融入城市生活，明城墙变身“民城墙”  

从10处城墙书吧散发出的“满城书香”，到引爆全城的“穿越山水名城行”；年度游客量从全面开放前的5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152万人次……作为古代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南京城墙历经3年的保护修缮、环境整治与开放利用，已经变成百姓看得见、走得进、摸得着的“民城墙”，成为南京文物保护利用的一个范本。

3年来，南京城墙先后完成了标营门南段、中山门至琵琶湖段等共计3.3公里的本体修缮工程，城墙内侧沿线新增4公里生态绿环和慢行绿道系统，实现了城墙沿线名胜古迹的串联。玄武湖公园、鸡鸣寺、钟山风景区、夫子庙、秦淮河等城市文化地标与南京城墙串联成线，在这条“古城项链”上镶嵌起一颗颗美丽珍珠。

去年10月，2016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开幕式在中华门瓮城举行，现场打造的沉浸式剧场、3D灯光秀以及云锦时尚秀，将文化遗产和时尚科技完美融合，为世界了解南京打开了一扇窗口。依托南京城墙打造的这场名城盛会，得到了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高度评价：“南京让世界看见650岁的古城墙不再封闭，而是开放的、能够融入城市的文化活动之中，这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方向。”

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提质增效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既是抢救保护文物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城市历史、丰富名城内涵的重要依据。我市每年出土文物标本平均在3000件以上，珍贵文物出土量每年都有10%的增长，成为南京文博场馆馆藏文物的重要来源，部分考古遗址也打造成为新的城市景观，融入百姓生活。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市属考古研究机构和队伍不断壮大。2014年，原隶属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部升格为南京市考古研究所，2017年正式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2016年，按照市政府提出的“主动考古、超前考古、开放考古、科学考古、统筹考古”的要求，市文物部门一次性引进外省市考古资质单位18家，参与我市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勘探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近年来，南京城市建设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为了有效协调地下文物考古与城市开发建设关系，我市先后出台《南京市地下文物考古工作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注重时间、效能、质量相结合，服务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根据要求，我市划定的15处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内或占地5万平方米以上的用地项目，在建设或出让、划拨前均应完成地下文物考古勘探工作，既提升了文物保护的有效性，也起到服务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

（以上来源：南京日报，2017-09-27）

【数据分析】

过去30年里，我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每年有1200多万人口涌入城市。庞大的人口数量加上势头强劲的商业化浪潮，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硬疙瘩”。

“我们对城市遗产的保护意识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有些城市用文物保护代替文化保护。”国务院参事仇保兴表示，许多古城将单纯的物质遗产的保护理解成文化保护，出现了许多不伦不类的城市布局，对城市文化遗址造成破坏。例如，有些地方在古寺周边搞开发，竟让千年古刹与高楼大厦“交相辉映”，还有些地方在古镇大搞商业开发，让好好的古镇失去了文化意味。“不能把城市中的文化遗产看成是孤立的单元，而要通盘考虑。”

“历史文化名城应该从保护‘城市遗产’向保护‘遗产城市’转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建议，“传统上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限于几个文化遗址，但这种点状保护远远不够。”单霁翔强调，保护城市文化遗产要下好全城“一盘棋”，不仅要重视“点”的保护，还要注重文化线路与城市整体格局的保护。

可喜的是，通过历届名城会的讨论，一些城市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例如上述新闻中的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在城市文化遗产的成片保护与活态保护上下足了功夫。目前，保护城市遗产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活化”城市人文遗产。保护及再利用城市历史建筑，使之“活化”，是重要的文化课题。结合创意文化产业或用于商业用途，是文化遗产“活化”的常见手法。

留存城市影像资料。一座城市的“遗迹”，并非只有手稿、刊印的书籍、家具或是建筑物，也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例如绘画、雕像、版画、摄影照片等。积极留存影像资料，是城市人文遗产保护的重要措施。“图像可以让我们生动地想象过去。城市影像档案是表达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在镜头的追踪下，消逝的历史场景得以重现。

让历史建筑“延年益寿”。对城市遗产进行保护，是让它延年益寿，不是让它返老还童。保护和改造都是好方法，但很多学者都反对拆光重建。对于许多历史悠久的历史建筑等遗产，只能尽量保护，减缓它的衰老过程，当然更不能把它任意推倒。

城市遗产的保护重在追求文化传承与城市建设的良性互动，老城区、老建筑不是负担，而是亟待开发的人文空间。保护城市遗产，力求彰显城市的原始风貌，做到有貌、有形、有神。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