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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兰考:拆心中围墙,拓文化天地 “深居”
村两委大院、民众有隔离感的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拆除围墙、扩大面积,变成开放性更强的公共文化空间,效果会怎样?
在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2016年9月以来,河南省兰考县就把全县450个村的村两委大院围墙全部拆除,让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与村民“亲密接触”。
决心拆墙不容易
2015年9月8日是兰考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几辆工程机械车开进兰考县政府大院,将存在了30多年的政府大门、围墙及西侧临街楼房一一拆除,随后种上绿化树,昔日“神秘”的政府更透明、更亲民了。兰考县就此开启拆墙透绿增绿工作,打破各个单位封闭格局,构建大型开放空间环境和绿色活动空间。
就在这一年,兰考6个调研小组深入200个行政村调研发现,该县村级文化服务中心作用发挥不好的重要原因在于,95%的村级文化活动室、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和农家书屋(图书室)“深居”村委院内“共享办公”,群众存在顾虑,不便或不好意思到村两委院内读书或休闲娱乐。
拆院墙是一个思路,但顾虑重重。一是涉及面广,兰考县所有的乡镇、行政村大院近500个,院墙拆了事倍功半怎么办;二是村干部有抵触情绪;三是安全因素,怕丢东西。
“不要低估兰考群众的觉悟,一个村委会有什么可偷的!”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表示,在借鉴政府大院拆墙透绿经验的基础上,可以依法依规拆除所有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中心的围墙,并将院内硬化、绿化,将挡在村干部与群众中间的有形之墙拆除,给群众更多的文化活动场地和空间,进而消除挡在村干部与群众心中的“围墙”。
实践证明,这一简单的拆墙举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越来越多的村民闲暇时愿意到村文化中心休闲,到农家书屋借阅书刊或现场阅读,村文化服务中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成效日渐明显。
拆掉围墙心更近
记者日前随河南省文化厅验收组实地验收兰考县创建河南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情况。孟寨乡何二庄村、曹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固阳镇综合文化站,谷营镇姚寨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专家组印象深刻:兰考县16个乡镇450个行政村的综合文化站、文化服务中心的围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低矮的绿化带、一片片透明的绿地,村民可以自由出入。
记者在兰考县闫楼乡马庄村、大李西村、汴寨村和兰阳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等地采访时发现,当地农家书屋的作用较围墙拆除前显著提升。据统计,从兰考全县情况来看,在室内看书或借书的群众由原来的每村每月平均不足50人次,增加至目前每村每月平均近300人次。成效更显著的是群众文化队伍方面,兰考原有110支文化活动队伍3200人,现在已达600支2.2万人。
“原来没有场地,群众没有地方开展活动;现在有了大场地,村委大院里跳广场舞、扇子舞、腰鼓等群众队伍也有了爆发性增长。”兰考县文广新局的李永杰说。
可以说,在兰考县的乡村,拆围墙得以让群众更好地享受各种公共设施,推动一场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村干部在群众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政务也变得更加透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共文化研究室主任郑崇选认为,兰考县村级文化服务中心院墙的拆除,使基层文化设施的公共性得到非常鲜明的体现,消除了老百姓与公共文化场所之间的距离,激发了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极大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能效,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拆墙透绿助推创建工作
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诞生地。长期以来,作为贫困地区,兰考的公共文化建设欠账不少,对群众的文化权益保障力度不够。而在创建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过程中,兰考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符合实际的创新。
为营造“书香兰考”,兰考有创见地对2016年度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分别予以1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读书卡奖励,年内共发放奖励资金220万元,大大丰富了部分农家书屋、机关单位和家庭的藏书。
兰考还对不符合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和要求的惠安街、兰阳街、固阳镇和坝头乡的综合文化站,重新进行选址建设。兰考16个乡镇文化站均建立了图书馆分馆和文化馆分馆,并分别配备1台存书量达5万册的电子借阅机和5台电脑、1台投影机、500册图书,统一购置了古筝、古琴、二胡等乐器,以及乒乓球台、音箱等,统一制作了铜字标牌、公开栏等。
以“拆围墙”作为突破口,兰考在两年里投入约2亿元,用于县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新建或改扩建。拆除乡村文化服务中心围墙、拆除县城内各行政事业单位围墙或栅栏,并硬化出文化广场、羽毛球场、排球场、篮球场,供群众文化休闲和健身。
围墙拆除给群众以亲切感,也进一步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乐器之乡”固阳镇村民朱春蕊原来在外打工,现在返乡创业,一边在镇文化站教群众古筝演奏,一边通过电商销售当地产的乐器,效果斐然。
“兰考通过拆墙透绿,让老百姓零门槛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破解了‘想看书找不到人、书屋长期处于关闭状态,想学广场舞无人组织、场地小或根本没有’等诸多尴尬。”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康洁说。
(以上来源:中国文化报,陈关超 2017-04-21)
姑苏区加强文化建设 构建“大文化”格局
近日,大型纪录片《苏州史记》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反响,未曾到过苏州的人通过这个节目,对苏州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那些走马观花来过、看过的人,也更深入地探知了虎丘的历史意义,理解了苏东坡的“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的由衷感慨。苏州通过《苏州史记》等文化节目广泛宣传,文化产业亦可能带来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等。为此,姑苏区以发展文化产业,加大文化建设为契机,创建创新民生、党建品牌,拓宽宣传渠道,带来经济效益。
去年,姑苏区平江新城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文体中心,举办“奔跑吧,平江新城!”、平江新城“与你相‘阅’”首届全民阅读节等群众文化活动,创作独唱《问姑苏》、舞蹈《梦丝路》、廉政作品舞蹈《一封家书》等,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但从大党建的角度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文化活动创新性不足。目前,新城文化体育活动虽然数量丰富,形式多样,但具有新城特色,形成品牌的文化活动极少,在挖掘文体活动的宣传效应、经济效应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创新。
二是尚未建立“大文化”格局。文化活动,文化建设仍然停留在条块分割的阶段,更多地将文化定位为活动,缺少文化建设的新思维、新理念,文化建设的深入度、广泛性不够。
为此,姑苏区从三个方面加强文化建设,构建“大文化”格局。
一是以为民服务为着手点明确内容。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群众,一方面要加快文体中心、小游园、文化广场、多功能室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结合社区实际,考虑红色电影进社区、书画展、昆曲专场演出、经典诵读大赛等系列活动,将文化活动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文化活动的内涵意义。
二是以党建项目为载体拓展深度。目前,各社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为民服务项目,有序推进服务经费的使用。文化建设亦可以与党建项目相结合,建议开设国学讲授班、古诗词拓展学习班、乐器班等文化阵地。例如,新城结合能人库建设,挖掘文化能人,由能人开设系列化课程。以区域党建、楼宇社区为平台,为企业、楼宇经济、股份经济等提供“文化套餐”。通过党建品牌与文化内涵的结合,打响党建品牌,形成宣传效应,吸引招商引资。
三是以人才引进为源头激活动力。一方面,建议市、区文化站等相关部门加大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力度,提升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综合水平;另一方面,适当给予文化底蕴深厚,思维活跃的年轻人优秀政策,吸引其加入基层文化建设队伍,充实基层人才队伍。
(以上来源:中国文明网,2017-02-16)
加强农村新乡贤文化建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结合时代需要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树立一批致力于乡村文明建设的标杆模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农村,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新乡贤的主要特点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与封建乡绅相比,有着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阶层分布更广泛。封建乡绅主要由居住在乡村的地主或退休官员构成,在乡村中处于统治地位。新乡贤则主要由关心乡村建设发展并做出了积极贡献、有着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包括带领乡亲发家致富的能手、积极投身家乡公益事业的农民企业家、热心服务群众的乡村医生、教师等普通劳动者,以及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积极发挥光和热的城市返乡居住人员、持续为乡村建设贡献力量的农业科研人员等。
(二)为民服务意识更强。在封建社会,部分开明乡绅虽然也经常会做一些教书育人、兴修水利等服务村民的好事,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统治地位。新乡贤则明显不同,他们都有着服务乡村的良好心愿,并为乡村建设发展积极贡献力量,个人甚至付出了巨大牺牲。例如,近年来媒体评选出的最美乡村医生、教师等,都是当地新乡贤的杰出代表。
(三)道德素质要求更高。古代乡绅阶层良莠不齐,其中既有为乡村建设服务的开明绅士,也有为害乡里的土豪劣绅。新乡贤则明显不同,他们的首要条件是道德品行高,是村民学习效仿的典范,而并不以为家乡做了多大贡献为主要标准。
(四)居住地更为分散。古代乡绅基本都居住在乡村里,有着更为明显的“乡土”标签。而在现代社会,交通、通讯更为便捷,新乡贤不再全都在乡村居住,部分人选择居住在家乡附近的城镇,甚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乡土气息有所淡化。虽长期生活在外地,但他们仍然热心为家乡建设服务。
二、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对策措施
(一)理清建设思路。一是以明确建设标准为首要。综合考虑,新乡贤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良好的道德品质;某一方面较强工作能力;为农村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以形成良好氛围为关键。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广大村民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利益观,在广大农村形成新乡贤成长的良好氛围。三是高度重视群众基础。新乡贤是直接为农村和农民服务的群体,谁有资格成为新乡贤,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因此,新乡贤的确定必须广泛听取本村群众意见,确保新乡贤是真正服务群众、被群众认可的杰出代表。
(二)建强新乡贤队伍。要成为新乡贤,必须努力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树牢为乡村服务思想。无论曾经地位多高,现在经济状况多好,要成为新乡贤,都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乡村服务思想;如果有试图到乡村获取名利等私心杂念,是不可取的,就不能成为新乡贤。二是真正融入百姓之中。新乡贤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不是乡村统治阶级,这是与封建乡绅阶层最根本的区别。因此,新乡贤应积极主动与普通百姓交朋友,成为百姓眼中的“自己人”,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弄清他们的真实想法,更好地为农村建设服务。三是分类逐步推进。不同类型的人成长为新乡贤的路径各不相同:城市返乡人员,主要是对乡村情况不熟悉,需要尽快熟悉乡村情况;乡村教师、医生等为村民服务的普通劳动者,主要是抑制城市生活的诱惑,坚定服务乡村决心。只有明确自身不足和努力方向,才会不断向新乡贤靠近。
(三)多方力量配合。新乡贤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各方支持,为新乡贤成长铺平道路。一是基层组织提供帮助支持。对于立志于乡村建设发展的外地人员,基层组织要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尽可能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为乡村建设发展贡献应有力量。二是社会舆论引导。要让“新乡贤”这个“虚”的头衔真正具有吸引力,社会舆论非常重要。要运用好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形成推崇新乡贤、学习新乡贤,进而成为新乡贤的良好氛围。三是法规政策给予支持。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在医保、体检以及其他关系转接方面尽可能提供方便,使生活基础不在本地的城市返乡人员、致力于农业发展的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服务农民群众。
(以上来源:农民日报,2017-03-25)
【数据分析】
传统文化的变迁与乡村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除了“熟人社会”的解体,农村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是导致乡村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者多为老人和孩子,使得农村文化参与者的力量不足;同时,掌握民间传统技艺的能工巧匠和文艺人才流失,或者难觅传承人,一度导致民间文艺和技艺所代表的传统乡村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建构新的农村文化生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有学者指出,古代所谓的乡绅阶层曾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是乡村的灵魂人群,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并将乡村文化的衰落归结为乡绅阶层的消失。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教育普及和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很难再有像乡绅那样的角色存在,主导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力量已经多元化。
当下在乡村文化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首先是那些能够秉持乡村道德且有责任心的基层社会管理者。他们的言行举止、处事做派直接影响到农民对传统道德和村规民约的遵守。此外,农村一些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德高望重的贤达人士,也往往会成为乡村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标杆式人物。
掌握着传统技艺、技能的工匠和民间艺人是事实上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乐、民间歌舞、杂技、戏曲,婚丧节庆和生产生活礼仪、传统技艺等现在被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主要形式,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古老基因,与乡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下的农村,掌握独特技艺和技能的工匠、艺人是某种文化样式的代表性人物,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脉,他们有的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农村文化传承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乡的知识分子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退居农村的教师、公职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乡创业者,由于熟悉农村和外界的情况,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开阔的视野和开明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乡村最主要的知识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者等,作为成功者的典型在农村也往往具有生活观念上的导向作用。
除了乡村自身的力量,专业化的文化工作者队伍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之一。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始终具有引领作用,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下,城市文化也对乡村文化起着带动作用。随着城乡之间立体化、多层次的交流,城市文化工作者队伍对于农村原有传统民间文艺形式、文化内容的改造和提升起着专业的引领作用,他们是实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衔接的“引渡者”。
明确了建设新的农村文化的主体构成,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协调各方,共同为培育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能让农民产生精神认同的文化生态出力。显然,这有赖于政府主导下的城乡联动,也有赖于基层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农村民间道德、多种文化形态的自觉行动。应当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形成有效机制,实现管理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文化承载者的良性融合,并与城市文化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促进传统文化在农村生成新的文化景观,为农村现代化转型提供文化支撑。
来源:文化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