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40讲》隆重开讲，通过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的文化基因的深刻剖析，带您走进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纵横九万里的辽阔疆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之源，感受一个个天然博物馆的神奇和一个个生态画廊艺术魅力，领略远古的珍藏，文化的殿堂，体悟爱与善同在，美与生共存。 

第18讲

长征文化是一种砥柱中流的自觉文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湘江突围：长征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湖南通道，一个幸运的名字，一个值得铭记的地方！

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40余公里，便来到通道老城县溪镇。罗蒙山下，始建于宋代的恭城书院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在这座书院见证的数百年历史中，最令人心情激荡的便是奏响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先声的“通道会议”。

恭城书院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一座侗族古书院，石阶上布满青苔。拾级而上，进入书院。“这里是会议的场所，这张桌子和四周的椅子，都是当时开会时的样子，毛泽东坐在这里，李德坐在对面……”走进右边第一间斋舍，桌椅、煤油灯、地图等物品按照当时的场景原样陈列布置，讲解员生动地讲述着会议的情形：1934年12月，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锐减过半，翻越老山界抵达湖南通道县城。见到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紧急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何去何从？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立即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博古、李德等人不顾红军的损失及当时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由通道北进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讲解员说。

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提议，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7人，围绕红军的进军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当天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从“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核心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

2011年拍摄的电影《通道转兵》真实再现了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形象直观地展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处于政治低潮、疾病缠身的处境时，依然呕心沥血，始终心系我党、心系红军、心系中国革命前途的光辉形象。它所描述的“通道会议”促进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揭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序幕。“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通道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影片的拍摄绝大部分在通道境内取景，画面充分展示了通道县优美的原生态自然环境、独特的地域民俗风情。电影中，当看到毛泽东故作神秘拿出“侗王酒”跟自己的战友分享时，剧院内的通道观众都会心地笑了。

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其实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1934年4月，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先以11个师和1个炮兵旅的兵力，向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进攻，广昌战役正式打响，博古、李德命令让红三军团打头阵，一定要守住广昌，不许放进一个敌人，违者军法处置。彭德怀接到命令后连夜抢修战壕工事。由于广昌战役具有的战略重要性，博古、李德亲自来前线视察部队，问彭军长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打退敌军，彭德怀把参谋长邓萍绘制的广昌机动防御图给李德看，谁知李德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图？这份作战图有很多错误，你这个军校算是白上了。”彭德怀听李德这样说邓萍，就怒斥说：“我和邓萍同志并肩作战6年了，他的军事才华一定比你强。”李德恼羞成怒，站起来对彭德怀大吼：“你必须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否则后果自负。”

邓萍，1908年生于四川省富顺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长期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参谋长，兼任过红五军军长，一度出任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2月东渡赤水河期间，彭德怀、邓萍领导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后追击国民党残军。2月27日黄昏，邓萍与红十一团团长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率领部队前进到遵义老城北门外的前沿阵地。先把部队安置好后，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这时一个小通信员从后面摸上来，邓萍对他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一排子枪弹扫过来，邓萍壮烈牺牲，年仅27岁。

1935年任团政委的张爱萍为其写了一首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战雨，平江起义助烽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以此来评价邓萍的文韬武略。

遵义，一座坐落在贵州北部的名城，它带着三分的浩然正气，又带着七分的血气方刚，当地的小龙山上（又名红军山）埋葬了77位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他们用滚烫的热血守卫了这片家园的安定与和平。这77位红军里，邓萍是长征途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牺牲时年仅27岁。

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等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多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1935年2月3日晚至2月5日凌晨，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建议下，在“鸡鸣三省”一个地方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洛甫）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赤水河畔的“鸡鸣三省”以开会的形式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节。

时任一方面军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1985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缅怀张闻天同志的纪念文章《坚持真理竭忠尽智》中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做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在博古交出权力的前一个晚上与博古进行了谈话。周恩来说，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怎么了解，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1935年6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并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有“独断决行”的大权，遭到中央拒绝。为照顾红军团结，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9月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10月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错误，擅自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同年10月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受到重大损失。在中共中央以及南下的朱德、刘伯承等坚决斗争下，在南下部队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做了系统的批判，并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一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栩栩如生的笔下，红军的长征作为一首英雄的史诗传遍了全世界，红军的领袖毛泽东也名扬四海。

20多年后的重逢让这两位老朋友激动不已，连续几天，两人开怀畅谈。其间，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众所周知，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闲居闽西“养病”半年。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两年多时间，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和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

但当斯诺提出这个最黑暗时刻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却和这些痛苦的回忆无关，而是另一番场景。

“那是在1935 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6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军委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山脚下的懋功县达维镇。红三十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指战员，已列队等候迎接中央红军。连续的征战，此时的中央红军疲惫到极点，被“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6 月 25 日，伴随着一场山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县北的两河口会合。张国焘回忆：“1935 年 6 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领袖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李德后来回忆：“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崇高的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中央毛儿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企图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前敌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

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这样，毛泽东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这一天，堪称毛泽东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后来也回忆称，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一书时效性非常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刚刚印发部署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通知，本书就及时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做了系统梳理，作者捕捉信息的能力非常强。

另一个审读编辑说，读到《国家文化公园40讲》中的长征文化，忍不住泪流满面，无论是鱼水情深的军民文化，还是肝胆相照的民族文化，随着作者的笔触娓娓道来，令人深深地感动。

还有一个审读编辑说，《国家文化公园40讲》 采用“讲”的形式，不落窠臼，避免了理论性太强、太乏味的弊端，拿起来能够吸引人读下去。

我们常说，编辑就是一本书的第一读者，《国家文化公园40讲》的编辑们如是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看它带给我们怎样的视角？

原著：周庆富     

监制：卢娟   

录制：全国文化和旅游干部网络学院   

主播：有山    

制作：李浩

来源：全国文化和旅游干部网络学院 2022-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