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日前，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这1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为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等课题提供了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本报记者近日探访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等部分考古新发现，为读者讲述项目发掘情况、研究进度及历史意义——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澧阳平原上的史前文明遗珠

徐虹雨  记者  张  玲

鸡叫城遗址发现的F63木构建筑遗存复原图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沉寂千年，一鸣惊人”。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史前遗址密集的澧阳平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典型代表。该遗址于1975年被发现，对其考古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课题实施的重点项目，2018年至202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田野考古工作，总发掘面积1850平方米，其中，2021年发掘面积达800平方米。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鸡叫城遗址展现出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史前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地方文明令世人惊叹。

填补史前建筑史实物例证空白

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一张鸡叫城遗址发掘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存复原图亮相，在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高大雄伟的木构建筑屋顶上铺设着金黄的茅草，神圣又庄严，显示着古人对住所的向往和对住所建造的智慧。

这座木构建筑基础被编号为F63，它位于鸡叫城遗址西区，这里因为揭露出一批木构建筑，被认为是高等级建筑区，F63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的布局是规规整整的长方形，五开间七室，建筑面积达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约630平方米。

据鸡叫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郭伟民介绍，F63的建造年代距今约4700年，比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目前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晚1000多年，“但F63体量较大、结构规整，是中国考古百年首次发现的保存较为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实物例证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土木建筑史的内涵，为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式与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郭伟民说，堂屋、开间及地栿和梁架的建筑形态绵延至今，是中华建筑文化的标志性法式。

F63的地下建筑基础令人惊叹。考古工作者复原其打地基的过程是根据现场挖出的又长又宽又深的基槽，垫上又长又宽的完整木板，这些木板最长的近8米，宽度多在0.43米左右，厚度多在0.1米左右，最后在木板上立上大木柱。考古现场粗壮的黑色木柱残段显示，这些木柱的直径多在55厘米左右。这种在木板上立柱子的方式大大增加了柱子的受力面积。“研究表明，当时的鸡叫城人在建造房子时不仅有选址意识，还有选材意识，选用的多是楠木和香樟等不易变形开裂的材料。”郭伟民说。

由此可见，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鸡叫城人仅用石制工具和木制工具就能加工巨大的木材，建造完成复杂精巧的大型木构建筑。透过考古发掘现场木构件上依然清晰可辨的截断、加工、凿平的砍伐痕迹以及搬运木材留下的绳索勒痕，仿佛看到当时人们热火朝天建造这一史前“豪宅”的画面。

为史前社会进程提供珍贵样本

F63的建造必定以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城或聚落为基础，这是考古专家的共识。事实上，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印证了这一点。目前的考古研究显示，鸡叫城由彭头山文化时期的普通居住点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时间跨度从距今80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前。在此过程中，它的发展显示出跨越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具有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鸡叫城最终形成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在长江流域属于首次发现。城墙以内面积15万平方米，护城河（一重环壕）外坡以内面积23万平方米，二重环壕外坡以内64万平方米，三重环壕以内100万平方米。其中，二重环壕之内为密集居住区，二重环壕之外为稻田耕作片区。

郭伟民介绍，鸡叫城聚落群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多样性，它完整经历了史前稻作农业社会从初步复杂化到史前文明起源、发展、兴盛、衰落的全过程，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

展现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盛景

在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体量巨大的谷糠堆积，目前仅发掘揭露出其中80平方米，平均厚度15厘米。经初步测算，这些谷糠堆积所代表的稻谷重量约为2.2万公斤，大约可供1000个成年人吃上40多天，这个发现在全国考古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事实上，这只是发掘出来的一小部分，鸡叫城遗址的谷糠堆积实际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

与谷糠堆积相佐证，考古人员还在鸡叫城遗址二重环壕北部外围一处试掘点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呈不规则圆形，已揭露部分面积至少100平方米，并有数层水田叠压，疑似有犁痕、足印。水稻田以平行水渠分隔空间并以水系连通，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

海量稻谷糠壳和稻田、稻田片区的发现，说明4000多年前鸡叫城的稻作农业水平已经十分高超，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的盛景，这为鸡叫城聚落群实现长时间连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

郭伟民介绍，考古揭示出的多重环壕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水渠和稻田片区，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社会所达到的史前文明化之最高层级，为理解稻作农业视野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途径与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海岱地区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

记者  孙丛丛

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的典型器物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位于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遗址呈倒靴形，东西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在前期系统勘探的基础上，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

大汶口文化城址的代表

岗上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朱超介绍，岗上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夯土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形制规整，功能结构齐全，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另外，考古发掘发现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与房址相关的柱坑或柱洞。

据介绍，该项目发掘区位于山东320省道南北两侧，南部发掘区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其中，有四人合葬墓1座，其余均为单人葬。这些墓葬分布集中、排布规律，但等级差异明显：大型墓葬具齐全，有器物箱或在棺下放置枕木，尤其在大型男性墓中钺成为随葬“标配”；中型墓多为一棺，随葬品较少；小型墓多无葬具和随葬品。以四人合葬墓为例，该墓葬具为三联棺，带有头箱及边箱，四人除一名儿童性别特征不明显外，其余均为男性，年龄自北向南递减，随葬玉钺也从类型、数量、大小等方面表现出递减之势，展现了不同墓主之间明显的等级差异。

北部发掘区发现基槽式、基槽与柱坑结合式、柱坑式及柱洞式4类房址，分布错落有致，多近方形，但房址基槽、柱坑、柱洞体量及深度远超普通房址。北区墓葬集中分布于这批房址西部，12座竖穴土坑墓葬具均为单棺，包括2座单人二次葬大墓和7座双人一次合葬墓、3座单人一次葬墓。另外，还发现3座瓮棺葬。“在二次葬大墓中，除出土大量陶器、玉器外，还发现了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骨杖形器、陶鼓、龟甲器等礼制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鳄鱼骨板刷新了之前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该类器物的绝对年代和数量，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次。” 朱超说。

对早期国家起源研究意义重大

“岗上遗址有80万平方米，发现的城址达4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同时期黄河流域发现面积最大的城址，也是漷河、薛河流域已知的60余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大的一处。”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栾丰实认为，大型城址的存在可以确定其在大汶口聚落群中等级是最高的，为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因此，岗上遗址的性质可以确定为距今5000年前后的都邑性中心聚落。

朱超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南区主要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北区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期墓地和居址。两处墓地中，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清晰，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对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质、家族人群结构及社会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事死如事生’，墓葬形式往往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状态，大、中、小型墓葬的明显差别，意味着分层社会的产生。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与鲁北地区焦家遗址棺椁俱全、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区域间葬制发展的不同路径。”朱超说。

礼制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构成要素。栾丰实认为，岗上遗址的发掘成果对礼制内涵有清晰的反映。其一是把以棺、椁、头箱、边箱、棺椁下枕木等为基本内容的棺椁制度，由以往认为的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向前推进了500多年；其二在墓葬中发现了诸如玉器、白陶、清灰陶等礼器，以此来标志墓主的社会地位和等级，正所谓“器以载礼”。

“概括起来说，大汶口中晚期的岗上遗址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其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其以大汶口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有力证据。”栾丰实介绍，岗上遗址项目考古发现及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城址、齐国故城、鲁国故城等的考古工作，印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

保护利用进一步彰显遗址价值

据介绍，岗上遗址最早发现于1952年，其后几十年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勘探和试探性发掘，对遗址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和扩大对岗上遗址的考古工作，加深对这一区域的了解，为研究海岱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更多线索。”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一级调研员王守功介绍，为让岗上遗址及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活”起来，山东将做好该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在守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加大考古力度、深化价值阐释，通过建立工作站及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合作的方式，做好考古发掘、研究整理。“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考古遗址公园理念对岗上遗址发掘的城址、房屋、墓葬等进行全面展示，编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在遗址周围建设遗址博物馆等，让观众感受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王守功说。

据悉，除岗上遗址外，2021年，山东临沂跋山遗址、淄博稷下学宫遗址等都取得了重要考古收获。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副局长王廷琦表示，山东将持续擦亮海岱考古品牌，深入开展“考古中国”课题项目，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山东行动，在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发力，更好地阐发文物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呈现的中华文明脉络、反映的中华文明成就。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一眼史前三千年”考古奇观

记者  张莹莹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位于河南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的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2018年开始进行第二次发掘。第二次发掘以来，考古工作人员共发掘2400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填补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治玉历史空白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马俊才介绍，1959年1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配合当地铁路建设，对黄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这次发掘共开探方9个，分为甲乙两个区，试掘面积1600平方米，试掘深度在0.5米左右，个别探方达到了1米，文化层厚达3米以上。此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红烧土、房子基址和墓葬等，当时将发掘出的器物起出后未清理到底，只对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

此次发掘的石器有斧、铲、镰、凿、砺石等，玉器有铲、凿、璜等。值得一提的是，发掘出土的5件玉器被有关部门鉴定为独山玉质地。这一发现把独山玉开采的历史提早了500多年，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治玉、用玉的历史空白。这5件玉器中的玉铲被称为“中华第一铲”。

黄山村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记得第一次发掘的情况，当时在这块土地上随便就能翻到陶片、玉石片，但因种种原因，此后一直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2016年和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了勘探队，对黄山遗址及周围、附近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了遗址的准确范围、大致内涵和保存状况。

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手拉开了黄山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的帷幕。2020年，该项目被列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墓葬显示森严的社会等级

第二次发掘发现，黄山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被3条地下古河和白河围合，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山顶台地分布的仰韶早期至屈家岭文化堆积厚3米至5米，遗迹极其丰富复杂。第二向第五台地分布的同期文化堆积渐薄至消失。山下西岗地高处同期文化堆积厚0.50米至1.20米，耕土下即为遗迹。

遗址发掘清理出仰韶房址或作坊、墓葬和灰坑，屈家岭房址或作坊、墓葬、灰坑和祭祀坑，仰韶和屈家岭文化瓮棺葬，石家河房址、灰坑，延用3个时期的码头和人工河，以及汉代墓葬等遗迹多处。

在整个文化层的最底部，是两个仰韶早期的墓葬。其中一个墓葬被地层叠压着，露出一隅，发掘出了典型的仰韶早期陶钵和小陶罐。这掀起的一角将该遗址的历史追溯到了7000年前。另一个墓葬内发现一具缺失头部的男性骨架，在其顶部发现一“石块”，这其貌不扬的“石块”是南阳独有的独山玉坯料。在黄山遗址前期的发掘中，大部分玉器加工遗迹历史大都距今四五千年，而这块玉坯料的发现，将南阳的制玉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

屈家岭文化大型高等级墓葬区是黄山遗址的另一特点。在大墓M77中，双玉钺、象牙梳、玉璜、弓箭、骨镞和400多块猪下颌骨由小到大排列，分层摆放，环环相扣。“这些梯形独木棺和随葬品，应该是‘酋长’级别墓，‘酋长’直接掌管着这个区域的玉器生产和加工。”马俊才介绍，陪葬品中，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最具特色，总数多达1600多个。

黄山遗址出土的上百座屈家岭时期墓葬，是目前豫西南乃至汉水中游地区这一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群，头枕白河、足蹬独山，排列有序、等级森严，墓葬中的人骨遗存几乎都保存完好，十分罕见。

反映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多年细致、科学的考古发掘，黄山遗址相关的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层层叠叠保存很好的史前文化遗存，堪称“一眼史前三千年”考古奇观，具备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考古发掘确定黄山遗址是目前南阳盆地已发现的同时期面积最大的遗址，遗迹规格高、内涵丰富，年代跨越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一处特征鲜明的玉石器制作中心性聚落遗址，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玉石器作坊大致反映了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遗址出土的砂石浆成分表明残存的砂石浆大多为独山玉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探明的2处独山玉料古矿地点和位于盛产汉白玉和石英的蒲山之间的地下古河道，完备了遗址与独山、蒲山玉石资源的供给体系，据此推测，遗址内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以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

此外，可能具有编织功用成束骨针的发现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与玉石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关注的是，据目前人骨DNA研究成果，个别黄山先民属于一个单独的支系，和其他黄河流域人群存在遗传差异，很可能预示着这是一支新的地方文化。而植物考古表明，或许该遗址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其食物资源可能由供给或贸易而来。

黄山遗址跨越几千年且文物遗存丰富集中，具备极高的展示价值。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认为，黄山遗址非常适宜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它的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必将为南阳副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历史文化支撑，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文化品牌越来越响亮。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2年6月16日微信公众号